因为如果不强调丧权辱国，如果不把这个宏大叙事立起来，清政府就无法解释一个核心悖论：为什么闯祸的是朝廷，买单的却是老百姓？


所谓的“丧权辱国”，本质上是一场最高级别的概念置换和责任转移。
我们不妨深究一下究，竟丧掉了谁的“权”？又辱没了谁的“国”？
第一，百姓本无权，何谈“丧”？
“丧权”，指的是什么？ 是关税自主权、是领事裁判权、是驻兵权、是筑路权。
请问，对于清末一个在黄土地里刨食、衣不蔽体的老百姓来说，上述哪一项权利属于过他？ 并没有。 关税权属于户部，裁判权属于衙门，驻兵权属于八旗营。
在那个时代，老百姓在内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在外没有作为公民被保护的权利。他们在统治者眼里是草民，是蚁民。 你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的东西，是不可能“丧失”的。
所以，真正“丧权”的是谁？是爱新觉罗家，是满朝文武，是地主士大夫。 是他们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独家垄断的收税权、审判权和管理权。以前只有县太爷能打你板子、收你的粮，现在洋人来了，也能分一杯羹。
所谓的“丧权”，不过是统治阶级把自己的“私权”受损，包装成了全民的损失。


第二，百姓常被辱，何知“国”？
再说“辱国”。 当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当圆明园被烧，当大清官员给洋人作揖磕头时，这是奇耻大辱。但这辱的是皇家的脸面，是朝廷的威严。
对于底层的杨白劳们来说，见到官老爷要下跪，被衙役像牲口一样驱赶，灾荒年间易子而食。他们的尊严早就被本国的统治者踩在泥里摩擦了千百遍。 对于一个已经被踩在泥里的人来说，头上是踩的是满人的脚还是洋人的脚，区别很大吗？
之所以不提民间疾苦，是因为“疾苦”是常态，是清政府统治下的出厂设置。如果大书特书民间疾苦，矛头就会指向清廷的腐败无能；但如果大书特书“辱国”，矛头就能成功转向外部的“洋鬼子”。

第三，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丧权辱国”？为了让你买单。
这是最核心的逻辑。 清廷打输了仗，签了条约，要赔款。 《马关条约》两亿两，《辛丑条约》四亿五千万两。
钱从哪来？官员会把家产捐出来吗？慈禧会把这一天的六十道菜减成六道吗？ 不会。官员依然是官员，在内依然不缺权力和财富。
这些天文数字的赔款，最终全部转化为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如果不发明一套丧权辱国的宏大叙事，老百姓会怎么想？ 百姓会说：“那是你们爱新觉罗家欠洋人的钱，是李鸿章签的字，冤有头债有主，凭什么让我卖儿卖女来还？”
但是，一旦扣上了“丧权辱国”的帽子，逻辑就变了：，这不再是朝廷的烂账，而是中华民族的苦难； 这不再是统治者的无能，而是全体国人的耻辱。 通过这种概念捆绑，统治者成功地告诉老百姓，虽然你没有享受过国家的权利，但你必须承担国家的债务。


为什么百姓会给八国联军扶梯子，甚至还要帮洋人运粮草？ 因为在百姓的眼里，大清朝廷从来不是“我的国”，而是“我的主子”甚至是“我的仇人”。 平时你们把老百姓当工具，视民如草芥，甚至防民甚于防川； 等到洋人打来了，你需要炮灰了，忽然想起来老百姓是同胞了，想让老百姓去送死了？ 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百姓也有最朴素的生存智慧：谁给我饭吃我就帮谁，谁平日里压榨我我就恨谁。


“民间疾苦”是清政府造成的，提多了，合法性就没了； “丧权辱国”是洋人造成的，提多了，内部矛盾就能转化为外部矛盾。
这种叙事逻辑掩盖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在那段历史里，真正的受害者百姓，既没有享受到权，也没有资格谈国，却实实在在地承担了所有的苦和所有的债。

所以啊，以后再有人用宏大叙事来忽悠你，一定要当心自己在不在那个叙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