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他拒绝了犬儒化的诱惑。失去权力后，他有一千个理由去怨天尤人，有一千个理由沉默、退隐、享受晚年。但他没有。他写书，办基金会，给学生回信，一封接一封，累计两万多封。他不停地追问、书写、争辩，主题永远围绕那几个根本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如何培养独立的人？这些问题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一次次被遗忘、被扭曲、被嘲笑为"书生之见"。但刘道玉用三十年的坚持告诉人们：有些问题不能放弃，有些原则不能妥协，有些理想即使实现不了，也必须守护。因为一旦连提问的人都没有了，连标准都消失了，这个社会就会彻底失去方向感，在犬儒和虚无中无限下沉。这就是为什么他从一个"好校长"上升为一个象征——不是成功的象征，而是坚守的象征；不是权力的象征，而是品格的象征。他用自己的一生，定义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可能性：不是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不是在失败后愤世嫉俗，而是无论境遇如何变化，都保持思考的独立和良知的清醒。
1980年，杨小凯终于获得参加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他被录取，但因为“反革命历史”，只能在社科院当实习研究员。反革命历史说来话长。1968年，杨小凯还是湖南长沙一个中学生时，被以反革命罪判处了10年徒刑——因为年少的他，写了一篇充满善意想象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在狱中10年，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反而疯狂读书，自学了高等数学和数门外语，光读书笔记，就做了五六十本。到了社科院，因为黑历史，他只是一个临时工的身份，档案、户口、粮油所有关系都不能进京，妻女也没法跟过来。刘校长惊叹他自学和研究的成果。与为易中天的留校大费周折一样，刘校长找到湖南省领导帮忙，并力排校内众议，最终，杨小凯调入武大。之后的一年，刘校长又帮他解决了妻女户口。杨小凯一夜间成了武大经济系的教师。一年后，又破例晋升为讲师。后来，杨小凯收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函。他向武大提出去美国学习的申请。针对这份申请，武大开会讨论，反对呼声很高。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将杨引进来的刘校长，在会上又为杨说情，希望武大放杨出去，就像当时把他调进来一样。眼看学校邀请要过期，刘校长比杨小凯还急。他出主意，让普林斯顿大学老师写信给总理，绕过了武大党委。这在武大卷起巨澜。刘校长受到了校内外各种人士的攻击，曾向刘校长力荐杨的刘鹰，也难以理解。他问校长，您也认为杨小凯是个奇才，大才、稀世之才，为什么还舍得放他走？刘校长引用了陶行知的一句话回复：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崇拜的学生。出国后的杨小凯，开始和很多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合作。1998年，他的《经济学原理》出版，被认为自马歇尔、萨缪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刘校长可能也没想到，因为他的成全，成就了全球经济学界的华人之光。2002年，布坎南就评价：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是杨小凯所做的。去世前的两年，杨小凯连续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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