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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只能高速增长一段时间

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只能高速增长一段时间
作者:罗sir

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奇迹,不仅仅依赖于内部因素,也依赖于外部。

4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了对中演讲,耶伦在演讲中说道,1980年到2010年这段中美邦交的“蜜月期”,中国经济每年增长高达10%,而现在已经放缓至5%左右。在美国政界亦或学界,耶伦不同于美国传统鹰派,她更像是鸽派;在这段上万字的演讲中,耶伦有软有硬,不仅感慨了中美关系从破冰到逐渐外交正常化的来之不易,也对昔日伙伴重回对抗边缘感到忧虑。耶伦的忧虑,不仅仅源自她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某种意义上,她的忧虑,也是绝大多数理性者的忧虑。何谓理性者的忧虑?从经济模式上来看,我国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这意味着出口占据着我国GDP的主力位置,而细数我国出口份额,欧美牢牢占据着大头,这也必然导致,如今的外部环境好坏,必定对我国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而这,是今天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之下,我们不得不克服的一大难题。

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几乎都曾拥有过“经济奇迹”。英国是现代工业化的发源地,美国则在世界大战后享受到了巨大的发展红利;韩国有汉江奇迹,日本则从战败国短短几十年后成为发达国家,本质上这些都是经济奇迹。但我们的经济奇迹又有所不同,从人均GDP数百美元到人均GDP上万美元,我们也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从引入市场经济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奇迹不仅仅养活了数十亿人,还让他们奔入小康社会,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规模扩大了一倍,银行系统的规模扩大了三倍,在九年内增加了29万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全球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种规模的扩张让我们快速走出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高杠杆之下金融风险也正在快速形成。自2016年以来,我国就一直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去杠杆,但每一次去杠杆的阵痛都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消费的疲软,去杠杆变成了加杠杆,2016年的棚改货币化,推动了房地产上涨的最后一个周期,地产泡沫再度冲上一个新的高度,并在今天逐渐回落。房价下跌效果显现,家庭财富受房价下跌不断缩水之下,国内消费一蹶不振持续疲软,迫使企业降价去库存,企业之间的价格战最终又演变为社会之间的内卷,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老龄化的讨论越来越多。再现经济奇迹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奇迹意味着过去,但并不代表着未来。从2008年至2021年,我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以上,可以说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不仅如此,我国还向海外提供了约一万亿美元的贷款,并以此在世界各地承建基础设施项目,以非洲为例,在过去20年时间里,非洲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三分之一都是由国内企业修建的,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也是投资全球经济的最大投资者之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过去也把这种受益分享给世界各地的国家,但这种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增长,都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在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随即开始放缓,进入一个经济体的“成熟期”。而我们,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经济增长速度迈入成熟期,但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不那么成熟。例如债务。过去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物流成本变得更低、经济交易变得更便捷,但也带来了巨额的债务负担,地方债务加上城投债高达百万亿的规模,基建投资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也让高杠杆模式变得不可持续。除此之外,国际环境也正变得越来越糟糕。过去多年的全球化,其实是建立在制造业工厂迁移的全球化之上的,欧美失去的制造业份额转移到我们这里,过去这个问题不大,但随着我国制造业不断崛起,欧美蓝领工人变成了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这激起了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发动贸易关税,对我国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迫使我们坐到谈判桌上谈判。时至今日,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依然在生效,而今天不仅仅是美国,随着欧美的极右翼开始觉醒,保守主义不断抬头,贸易摩擦也愈发激烈。关税壁垒增高,不仅仅是欧美消费者买单,国内工厂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压迫商品成本,挤压企业利润空间,最终演变成残酷的价格战,影响到员工的收入,最终导致消费降级。一层层传导下来,经济增长的压力,依然很大。

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要想增长,宏观上就是有企业更多投资,微观上就是有人更多借贷消费,而不是存款。但过去高杠杆模式下的债务问题,已经让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越来越高,这也意味着眼下不管是企业、家庭还是地方,举债发展的意愿都不强烈。今年7月份,我国信贷数据再创新低,贷款幅度大幅下滑,这也表明人们借贷的意愿还在降低,这也拉低了经济增长的势头。根据摩根大通的计算,我国家庭、企业、地方在内的总体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82%,282%的杠杆率,依然是一个较高的数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债务相对于其经济规模增加了一倍多。债务如今是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因素。如果说房地产推高了家庭债务,那么地方基建则推高了地方债务,根据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的估计,我国地方债务相当于年经济产出的30%左右,这些附属融资单位所欠债务则相当于全国产出的40%至50%。高杠杆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如果杠杆换来的资金得到有效利用,举债就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意义;反过来,大量借债但资金无法产生足够回报,那么高杠杆就会陷入困境。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越来越多地方及其融资单位已经无力继续支付债务利息,连锁反应导致许多地方缺乏资金来应对公共服务,甚至是养老金。短期的问题在于经济模式过分依赖出口而非是消费,这削弱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而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则是我们能否再现经济奇迹的基石。

我们为什么很难创造下一个经济奇迹?长期来看,人口是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陷入老龄化社会的经济体,都不太可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和韩国就是鲜明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也基本上宣告着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而在人口还没有变老之前,这个国家能否实现橄榄型社会,这就非常重要。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目前人均GDP在一万多美元,属于是“未富先老”,在差不多十年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这意味着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0%,届时养老负担将不可避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但这还不是全部,按照社科院的预测,我国养老金也会在2035年耗尽结余,而那时恰恰是我国迈入深度老龄化的时刻。

经济增长的压力,不言而喻。向外看,我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面对欧美越来越高的贸易壁垒,今天的全球化早已经不是20年前的全球化。对内看,我国人口红利消耗殆尽,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负担和成本开始不断上涨,势必蚕食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叠加消费占比不足、债务问题等,比起实现下一个经济奇迹,能够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已实属难得。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只能高速增长一段时间,对眼下的我们来说,只要经济还能够高速增长,就应该全力发展经济。一旦错过,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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