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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锤]大厂悄悄裁员,毕业生创新高,研究生没宿舍,学历贬值愈演愈烈?


转自微信公众号 铁锤微观



这段时间,“想当行长继承家产”事件吵得沸沸扬扬。这事没有反转,从公布的排查结果看,小男孩没说谎。

孩子想当“行三代”,本身无可厚非,各言其志而已。都说童言无忌,为什么这个小男孩的话,会引起那么大的舆论风波?

究其根本是,人们希望看到公平的岗位竞争,但现实却是国企、基层党政机关单位“近亲繁殖”的景象比较普遍,这造成了很多优质岗位事实上的“垄断”,即一代人托举一代人,一代人为一代人铺路。

尤其是小县城,很多体制内的岗位常年被固定人群把持,包括但不限于机关、医院、学校、电力、烟草、石化、银行等,这早就是秘而不宣且残酷的事实。

最讽刺的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怀疑这孩子说的真实性,而且也没有人怀疑他实现理想的可能性。

对此,其实也没什么好惊讶的,施耐庵早在几百年前就一语道破了其中玄机:族望留原籍,家贫走他乡。

口说无凭,中央巡视组2015年“点名”中石油、中国太平保险、中国人寿等9家单位存在“近亲繁殖”。此后又发现,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六百多名干部中,有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10年过去了,这种情况现在是更严重了,还是已经减轻了,我们无从得知。但从此前的周公子事件,和这次偶然发布在网上的“继承家产”事件管窥,此类情况并未杜绝,甚至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有人可能疑惑,我们不是早就实行干部任职回避制度了吗?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现实中,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规避的,同一个系统,异地任职,就是最常见的操作。开头提到的小男孩的爸爸和妈妈就是异地。

有些系统,还会把这些情况当作正面事件,进行报道,此前出现的“烟三代”、“铁路世家”、“三代石油人”,都被当作佳话宣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代人在工地搬砖、两代人同城送外卖。

是啊,俗世洪流,普通人站得住脚已经千辛万苦,想出人头地,恐怕比登天还难。

我也有几个同学毕业后留在了老家县城,一年也会聚几次。从我的了解,一家三代端铁饭碗的案例,并不鲜见。

网上都说他们是“县城婆罗门”,我觉得虽无其名,但有其实。

他们的生活质量的确碾压996的大城市打工人,不管是从收入,还是吃穿用度,亦或是精神层面。他们住大房子,开豪车,也吃山姆代购,穿国际名牌,日常喝酒打牌、过节旅游露营更是一个不差。

前几天被一位网友发的帖子真实到了,他们全家体制内,4个人(小夫妻+爸妈)月收入大概2.8万,名下两套房产。每月的工资根本花不完,更不用为还房贷发愁。这个情况不能说是县城小精英的典型,只能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真正的县城婆罗门,家里的富裕程度、关系网,可比这硬多了。

开头说这些,并不是要批判谁,只能说这是我们的举国体制和社会系统决定的。都知道这种现状充满不公,但想从根本上打破常规,却比登天还难,因为有些人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新闻报道地方缺钱,要采取紧缩政策的时候,比如精简编内、缩减编外,实际上裁撤下来的只是拿钱少干活多的苦力,真正的钉子户、关系户的岗位是无法撼动的。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对于国有行业就业的公平性,以及公器私用的整风,仍然任重道远。

我真正想说的是,这个社会其实是明显分层的,阶层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当我们沉迷于网上吃县城行长的家产爵位继承的瓜时,也应该注意到,另一边现实中青年人的就业问题、学历贬值问题,已经愈发严峻了。

 



把这段时间的几个新闻连在一起看,我们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首先,从公布的财报看,过去两年,很多互联网大厂都在悄悄减员。

腾讯2023年比2022年少了3000人,而2022年又比2021年少了4300人。也即是说,腾讯员工人数首次出现了连续下降的情况。

阿里更甚,2023年减少了约2万员工,每个季度减少3000-6000人之间,与2022年相比,去年阿里减员的速度在加快,2022年,阿里员工减少约1.95万人,这意味着阿里在两年内减员约3.95万人。

这和近日蔡崇信接受专访时所言基本一致,他坦然承认错误,并表示过去三年阿里掉队了,且很早就停止了招聘。

快手、360也不例外,都在经历从野蛮生长到稳健发展的转变。当然了,以上我们讨论的是企业财报显示的员工数量,至于很多人熟悉的外包人员增减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互联网企业中,目前还在明显扩张的是拼多多,去年员工增加了3200人左右。不过,这是受益于“消费降级”,2023年拼多多走出魔鬼步伐,是靠低价取胜。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们经济不景气的一种映射。

企业大搞人事精简,是开源节流战略调整的直接体现,究其根本是受大环境影响,很多业务不赚钱,甚至亏钱,不得不大刀阔斧改革。

地产行业的人员流失就更严重了。2023年是房企“减负”的一年,减少的不仅是房企的负债、土储和销售额,还有员工。

据可研智库测算:2023年中国地产开发从业人员在160万人左右,2021年是210万人,也就是说,过去两年有近50万地产开发人员流失。

从披露的年报数据来看,22家房企减少了5.6万人,其中融创、招商蛇口、龙湖的员工数量都减少了超过5000人,金地集团也减少了3261人,保利置业减少了1472人。

一言概之,在这个寒冬中,各大企业的首要生存之道就是通过优化的方式减员,其次才是努力销售、积极回款。

这些关掉的部门和优化出来的岗位,大概不会再有人填坑了,而这些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则如鸟兽散汇入了外卖、网约车、主播、快递等无门槛、低成本且高度内卷的行业。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左右,其中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占比接近21%。换句话说,每5个职工中就有一个是新业态劳动者。

有数据显示,现在外卖员的本科占比都超过3成了,不知不觉,外卖似乎也被卷成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当我们在谈论企业裁员、新业态劳动者锐增时,其实我们真正在谈论的是无处安放的学历。

其次,我国灵活就业人口连续三年攀升。

这个结论是我基于统计局公布的“按经济类型分城镇就业人员”图表估算的,具体数字虽然无法给出,但逐年增多的趋势是确定的。

另外,我查阅了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广州等省市的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纳、公积金开户情况,也发现过去三年是递增的。以苏州为例,去年下半年,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开户数量新增突破12万人,增速是上半年的3倍多。

有人给自由职业者规模不断壮大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零工经济崛起”,别说,还挺高大上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灵活就业模式变得炙手可热?

有人说是平台经济兴起,也有人说是政策支持,还有人说是社保问题和劳动法不完善。究其根本是就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结构性问题,是老中青三代人的无奈,因为灵活就业人群的大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其说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被生活选择了。

调查显示,灵活就业人群中专科以上学历占比53.78%,本科以上学历占比25.9%,灵活就业已经事实上成为了大学生就业的“遮羞布”。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今年我国毕业生将达到1179万人,比2023年增加21万人,再创新高,大学生“严重过剩”,学历正加速贬值。

 



我依稀记得,之前在聊2023年大学生就业时,就有专家预测,将有1/3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也是这几年大学生拼命卷考研的根本原因: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很严峻,甚至已经到了需要一边扩招、一边给企业发钱要求企业接纳的地步了,前者是延迟毕业,把问题留在以后解决,后者则是典型的病急乱投医,殊不知很多企业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了,民间投资这两年都是负增长的,这说明我们最能仰仗的民营企业也在苟且过冬。

上期视频,我只是简单解读了近期我们在旅游消费、制造业、出口三个方面出现了积极信号,给大家适当来点心理按摩,这些其实也是事实,结果还是被很多人定性为“味不对”、“请喝茶”。

由此不难看出,当下多数人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期,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仍然不足,即大家普遍较为悲观,而这些恰恰都是个体基于就业、赚钱、以及消费的直观感受。

其实大家都没错,问题的根源是,宏观和微观之间存在巨大的温差,有些人因为找不到工作,可能已经在出租屋里躺了半年了,吃了上顿没下顿,但这丝毫不影响前两个月,社消总额8.13万亿,同比增长5.5%。而从商业银行利润、基建投资的居高不下,也可以看出,越是经济不景气,财富越是往少数人手中转移。而整体居民的收入和财富效应的恢复,是缓慢的,甚至是负增长的。

第四个与研究生有关的热点新闻,无疑更是学历贬值的铁证了。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是目前已经有复旦、南大、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发布公告“不再给研究生提供宿舍”,且多是顶尖的大学,针对的主要是专硕。二是中科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等陆续宣布,一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自2024年起停止招生。与此同时,近年来专业型硕士则不断“做大做强”。

 



专硕的扩招,肯定有助于减少硕士研究生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但反过来说,它也可说是学历贬值的最新迹象,连研究生也不得不屈从于就业压力和实用技能了。

君不见,现在随便一个社区基层岗位,都敢要求研究生学历了。

曾经高学历几乎是获得理想工作的通行证,但现在,随着每年超过七成的专业硕士面临没有宿舍可住的囧境,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正悄然发生变化:学历的边际效用正在下降。

原因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研究生太多了”,殊不知,即便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扩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也还不到1%,美国仅拥有硕士学历者就占到13.1%了。

所以,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社会没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岗位。工业化大体完成,没有新的增长点,大家就只能局促在有限的资源里内卷。

这既受制于教育资源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也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有直接关系——传统行业的岗位需求在减少,新兴行业的岗位需求尚未形成。

当然了,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结构也不够合理,社会需要的是复合型服务工作者,但大多数高校还是守着十几年前的思维,故步自封,结果必然是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度不高,这实际上也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低效等问题的根源。

综上,学历贬值问题的确愈演愈烈。但怎么去解这道题,貌似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结构性矛盾没有速效药,需要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简单来说就是,教育政策要改,专业设置要改,应该更注重实践和应用,而不是为了虚假的就业率不择手段。

大学生很多,研究生很多,考公考编的人很多,学历也的确在加速贬值,但对于“家贫走他乡”的普通人而言,学历仍然是敲门砖,有了它你才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迫谋生,这个道理要懂。学历虽然不值钱了,但学区房、补课费仍然值钱。

我不是来搞爹味教育的,只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阐述我认为正确的事实。

虽然我们不得不面对,比你学历低的人,靠各种关系吃香的、喝辣的,但也不应该就此自暴自弃,因为你影响的只是自己的人生。

如你我一般的普通人,能够跳出祖祖辈辈的命运轮回,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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