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淦饮清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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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道大衰”


垃圾时间与脆断

文/范海辛


什么是垃圾时间?这是一个体育比赛的用语。譬如巴西足球队与中国对比赛,离终场时间还有20分钟,巴西队又进一球,以5:1遥遥领先,那么这剩下的20分钟对于观众而言,就是垃圾时间,因为输球的一方已明显无翻盘的可能。

提到此事的是一个自媒体成员,这厮断言,历史上的大清王朝,自西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把自己的儿子光绪皇帝关起来之后,大清剩下的时间就是垃圾时间了。也就是说从1898到1911这13年,对于大清的结局而言就是垃圾时间。这当然与观赏足球比赛有所不同,历史给一个王朝的垃圾时间,还是有许多观赏性与趣味性的。譬如,随后发生的甲午海战与八国联军等事件。说到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有些人会说,如果不是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二百万两银子造颐和园,大清不至于败给日本。但是一个王朝面对腐败蔽塞落后而拒绝改革,自以为“有兵在”,就可以力挽狂澜吗?所以,剩下的垃圾时间里,即使没有败给日本,又能多拖延几年,这与最终灭亡又有何补?中国队在与巴西足球比赛5:0落后的局势下,即使能攻进一两个球、挽回吃鸭蛋的面子,但对于输赢的结局而言,那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与此类似的还有奥斯曼帝国与沙皇俄国,这些帝国在崩溃之前,都有一个与大清类似的垃圾时间。

历史的吊诡在于,有些帝国与王朝的崩溃却不存在上述的垃圾时间,譬如苏联、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台湾的两蒋王朝。这三个政权的完结可用“脆断”一词形容——经济没出大毛病,也无百姓造反,更无外敌入侵,都是统治者自我谢幕下台的。

于是我们自然会问,为何会这样——有的有垃圾时间苟延残喘,有的却是自我了断、干脆利落?

我认为,这与每个帝国、王朝的统治者有无信仰与良知有着莫大关系。

先说苏联。苏俄历史上信仰东正教,但这不等于苏共领导者是东正教信徒。由于东正教的影响,导致自沙俄时代形成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化,这些文化大师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科夫等,被英美学者喻为“淡淡的白桦林的忧郁”。尽管苏联时期对东正教打压,但沙俄时期的文艺作品,对苏俄精英的影响却难以磨灭,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的良知。在苏共末期,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与大众生活的差距,对于有良知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是一种压力与精神折磨,而这种压力与精神折磨对于满清统治者是不存在的。

再说南非与台湾。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德.克勒科,因为基督信仰,也有这种基于人道主义的良知,加上欧美社会对其制裁压力,最后不得不放弃权力。台湾的小蒋,第一,深知马列专制之残酷,第二其父老蒋是基督徒兼儒教徒,第三,他本人也是基督徒,因而明言,要以独裁方式结束独裁,还政于民。

满清的统治者所以缺乏良知,关键在于自身利益压倒良知,而这又与儒家求实的传统有关。儒家当然也讲仁义道德,但儒家因为求实,所以仁义可以是真信仰(如孟子),也可以是得天命的敲门砖,因而成为幌子与驭民的工具。法家凶残,但法家是儒家八派之一,所以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后王朝都是阳儒阴法。

对于满清皇族人士、八旗子弟而言,圣贤之道是身外之物,坐天下才是根本。所以他们更相信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这种意识下,你以为他们会有良知的折磨与不安吗?正因为没良知,所以能割地赔款而心安理得,能“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诸葛亮《马前课》第十一课有四句谶言:四门乍辟,突如其来,晨鸡一声,其道大衰。这究竟指的是哪朝哪代,个人独自理解,但后最后一句“其道大衰”,虽未断言朝代终结,然大衰而苟延残喘却不死,那就叫“垃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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