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的30年的門口


無論是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無論是政治要人還是尋常百姓，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對中國近30年發生的社會變革無不懷著極大的關註。壹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沒有大的社會震動的情況下，發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變化、實現了如此重要的社會進步，這不能不是壹個奇跡！在這場巨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過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靈震撼的歷史活劇！流下了多少悲傷、壯烈、激動和喜悅的淚水！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問題！難怪不同國籍的作家、記者、學者們，紛紛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思維方式，著述了這將在人類歷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跡的30年。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改革開放是第二個30年。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三個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門口，重新反思剛剛過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從中國改革的歷史方位看中國改革的目標
在20世紀這短短的100年內，人類的經濟制度經歷了壹個螺旋式的上升。從19世紀承襲下來的自由資本主義，以其富有激勵性的市場機制，空前地調動了人類的創造力，使生產力奇跡般地發展，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刷新了整個社會面貌。但是，它曾壹次又壹次地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20世紀初，人類面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做出了種種思考和實踐探索，其中變為大規模社會實踐的有4條道路。
法西斯主義是第壹種實踐。希特勒提倡“國家社會主義”，用政府的權力來消除不平等。在經濟上對大股份公司實行國有化。否定自由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國家壟斷的統制經濟；承諾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了實現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營的恐怖手段鎮壓反對者； 反對民主，扼殺人權。法西斯的實踐給人類帶來了災難，已經被人們唾棄。
北歐的民主社會主義是第二種實踐。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國際的思想遺產。“二戰”以後，社會民主黨在聯邦德國、瑞典、挪威、芬蘭等壹些國家執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棄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實行和平過渡；實行民主政治，反對專制主義；靠市場力量配置資源，國家對經濟實行調控，不實行國家所有制；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計劃。
資本主義自身的完善和改革是第三種實踐。資本主義制度實際是組織社會生活的壹種制度體系。這種制度體系是經過人類幾百年的探索、實踐和試錯中逐漸演變而成的。它不是壹成不變的。在20世紀，比較突出的改革要算“壹戰”前夕英國的勞合 喬治的社會政策和1935年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其主要內容是：壹、工會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壹支社會平衡力量；二、實行廣泛社會保障制度；三、在市場無效、無力的領域,國家幹預經濟,用政府“有形的手”來補充“無形的手”；四、私人獨資企業逐漸變為股份制公司。股票分散化，所有權社會化；五、經理階層取代了私人資本家的管理權力。大企業再不是由資本家本人來管理，而是由有專業知識的管理人才來管理。 這些變革無疑是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壹些內容。
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是第四種實踐。二戰以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十幾個國家掌握了政權。由於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能夠動員全社會的財富，因而使壹些落後國家迅速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在1929年前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壹些西方知識分子也崇尚這種社會主義。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以後，這種社會主義制度越來越顯現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納20世紀新技術革命的成果；沒有力量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經濟發展緩慢；無休止的內部政治鬥爭耗盡了精力；在輝煌表象中掩蓋著深刻的危機。由於經濟壟斷、政治壟斷、思想壟斷，內部危機日益深重，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鄧小平同誌曾經對波蘭前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說：“我們兩家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蘇聯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1]通過人類在20世紀100年的實踐，中國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從蘇聯那壹套模式中走出來，進入人類的主流體制，即民主政治，市場經濟。這壹點應當是沒有爭議的。


改革以前的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的農村壹貧如洗。不僅農民家中壹無所有，連村子周圍的樹木都被砍光燒盡。1978年新華社記者到安徽的定遠、鳳陽、嘉山去采訪，看到的情況使他們心酸。鳳陽縣前五生產隊，10戶人家有4戶沒有大門，3戶沒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沒有棉褲。當過抗美援朝誌願軍的史成德，7個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2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於50元。有1.12億人每天能掙到0.11元，1.9億人每天能掙0.13元，有2.7億人每天能掙0.14元。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壹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壹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全國有2/3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處於工農差距有利壹方的工人怎麽樣呢？以天津為例：1975年，工廠的生產第壹線70%以上是二級工，月薪為41.5元，再沒有其他收入。職工家裏沒有任何財產，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積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臨時住宅，壹直住到80年代後期。
除了貧窮以外，還有不自由。農民終生活動半徑不超過100公裏。
為擺脫原來體制造就的危機，30年來，主要進行了以下改革：
壹，所有制改革：國企改革（競爭性企業民有化，國有控股企業吸收非國有資本）；發展私有經濟；建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各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混合經濟；由單壹公有的利益主體到利益主體多元化。
二， 價格改革：由政府定價到市場供求關系決定價格。
三， 建立市場體系、商品市場、技術市場、金融市場、土地市場等各種生產要素市場。
四， 建立市場經濟的法治體系。
五， 宏觀調控體系重建：金融、財政、稅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 社會保障體系構建。
七， 對外開放，吸收國際資源，利用國際市場，吸收國際成功的經驗和管理制度，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聯為壹體。
改革大力推動了經濟發展。30年來，GDP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長。經濟總量超過了法國、英國和德國，在世界處於第三位。中國人口從1978年的9.6億增加到2007年的13.2億，增加了3.6億，而人均國民總收入(即人均GNP)還是由378.7元增加到19 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國從壹個人均國民總收入199美元貧困的低收入國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 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國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義的是配置資源的方式發生了轉變。在行政力量配置資源的1958年，為了使鋼鐵的年產量達到1 070萬噸，傾全國之力，鬧得得不償失。配置資源的方式轉向了主要由市場力量配置以後，鋼產量不聲不響地從1978年的3 178萬噸，增長到2007年的48966萬噸。從2000年開始至今，中國的鋼產量壹直居世界第壹位。這些活生生的數字顯示了增強社會活力的巨大意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30年來，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進步：1.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廢除了地、富、反、壞、右等政治身份，各類人政治上壹律平等；3.領導幹部任期制代替了終身制。4.由家長式的全能政治轉變為共治式的威權政治，由壹個人說了算到集體負責制；5.中央和地方分權,地方有相對獨立的利益，有相對獨立的事權和財權；6.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有所松動，輿論壹律的情況有所改變。以上這些，使中國人的自由度也比過去大大地提高了。

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雖然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但很不完善；中國的政治雖然比過去有進步，但離民主政治還有相當長的距離。由於行政權力過度擴張、政治過度幹預經濟，甚至公共權力進入了市場。中國當前的市場經濟可以說是“權力市場經濟”。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改革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有的解決了(以政治身份來確定其社會地位)，有的沒有解決(如城鄉身份問題)。改革以後又出現了新的社會不公正。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社會公正問題就開始顯露，到90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公正問題更顯突出。改革期間的社會不公正的根本表現是，對改革的代價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錯位。改革中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改革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而對改革的成本和風險的付出，後者比前者大得多。社會不公正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貧富差距過大；官員腐敗嚴重；國企、醫療、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當，甚至損害了底層群眾的利益。改革中，壹方面不斷強化和擴大黨政機關的利益，另壹方面卻在有些領域推卸國家財政應當承擔的責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了強勢，他們利用這種強勢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們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沒有改革的政府部門，按照自己的要求，訂立自己的改革目標，實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方向推進。“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這樣，社會不公正問題會更加嚴重，社會矛盾會更加尖銳。

廣大群眾中對不公正問題是很不滿的，因此不斷引發群體事件。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人們經常談論我們面臨兩個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是權力沒有被制衡的結果，勞資矛盾是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結果。在這個制度下，權力的貪婪和資本的貪婪勢必惡性結合，這是當今中國壹切社會問題的總根源，是壹切罪惡的淵藪。
以上問題不是改革產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產生的；不是市場化的結果，而是市場規則受到沒有改革的權力體系破壞的結果。這些問題只有進壹步深化改革才能解決。

目標：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今年已經60年了。這60年可以劃分兩個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可以說是“極權政治加統制經濟”)。在這種體制下，壹度經濟發展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但這種體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濟缺乏活力，與國際差距日益拉大，還出現了3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壹系列的重大失誤。後30年對前30年的制度進行改革，形成了“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社會體制。在這種社會體制下，經濟高速發展，國力大大增強，但出現了社會不公正的問題，從而引發比較尖銳的社會矛盾。又壹個30年來了，它的目標是什麽呢？當然，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需要進壹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同誌多次強調的，加快民主進程。也就是說，今後改革的目標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
下壹步改革面臨的任務是建立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社會體制。在駕馭資本和制衡權力兩個方面，制衡權力當然是主要的壹面。制衡權力是指監督公權、限制公權的活動範圍，阻止公權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制衡權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資本是壹種強大的社會能量。它推動技術進步、推動社會發展。資本投到哪裏，哪裏就改變面貌。但是，資本是貪婪的。這種貪婪性用經濟學的語言可表達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資本是沒有人性的。近兩百年來，人道主義作家寫的批判資本罪惡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我們今天在利用資本、享受資本之惠的時候，卻忘了資本的另壹面。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生產要素資本化和勞動力雇傭化同時並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總是占主導地位。從高級工程師到普通產業工人，都可能是資本雇用的勞動者。壹些自詡為“知本家”的工程師們，在經濟寒流中也被“資本家”解雇而失去飯碗。普通勞動者的利益更是經常受到損害。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資本總是千方百計地侵占和損害企業外部的利益，三廢橫流、大氣汙染、環境破壞，正是資本肆虐的結果。資本收買權力，收買輿論，用資本原則代替了政治原則和道德原則。各種保持社會平衡和穩定的公共規則被銅臭銹蝕，“潛規則”廣泛取代了“顯規則”。資本原則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錢關系取代了人情的溫暖。
馬克思主張消滅資本，資本是不可能也不應當消滅的。孫中山提出“節制資本”，“節制”有點過分，會限制資本的積極方面。還是駕馭資本比較合適。駕馭資本，就是建立壹套制度體系，既使資本能比較充分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又能限制其貪婪性對社會的危害。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這是勞動和資本經過千百次博弈中產生的制度，是社會實踐在千百次試錯中產生的制度。從限制資本對勞動的奴役這個角度來看，必須提出加速民主化的問題。
無論是制衡權力，還是駕馭資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從這裏引發出必須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結論。
不錯，政治改革是有風險的。然而，如果不自覺主動改革，最終還得被迫變革。對國家和民族來說，自覺改革比被迫變革的代價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積極的態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轉變不能過於激進，不能過於急切。激進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會失控。壹旦激進的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過激行動使政權失去控制社會的能力，社會出現無序，此時專制者就會應運而生。因為專制是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無政府狀態的老百姓，就像歡迎救世主壹樣歡迎專制者。這樣就可能出現暴民和暴政的惡性循環。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於選擇時機、利用時機。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軌道上有序地前進。
我經歷了改革前後中國兩種政治經濟體制，還有幸對中國30年改革的整個歷程進行了新聞采訪和跟蹤調查。30年來，我除了發表了大量的關於改革的新聞報道以外，還發表了數百篇關於改革的評論。這些評論文章不僅用通俗的文字介紹了有關改革的經濟知識，還不時抨擊了改革中的問題，發表時曾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本書選擇了百余篇評論奉獻給讀者，我想讀者看了這本書後，不僅會加深對中國改革的了解，也會加深對中國過去和未來的思考。
楊繼繩

夾縫中的財神爺


我的壹位朋友在某地擔任農業銀行行長。日前進京時顯得疲倦而憔悴。我說：“財神兄，搞市場經濟，妳可大有作為啊！”他苦笑了：“我現在是在夾縫裏過日子，兩面受擠。作為專業銀行，虧損了不好交賬。可是，政府讓我幹的都是賠錢的買賣。”他扳著手指頭向我算了壹筆賬：他們承擔了大量的無息或低息貸款，如農副產品收購貸款、扶貧貼息貸款、農業開發貸款、預購定金貸款等。這些政策性業務占他們貸款總規模的60%。
我國的專業銀行轉變成商業銀行是大勢所趨。但是，目前專業銀行還身兼兩職：既要它像企業壹樣完成利潤指標，又要它按照政府的意圖進行沒有收益的政策性貸款。這樣，它們就處於兩難境地。或者偏重社會利益而不能自負盈虧，或者偏重自身利益而不顧社會利益。
專業銀行要變為商業銀行壹個前提條件是，只從事商業性貸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貸款。那麽，政策性貸款由誰來發放呢？成立政策性銀行。
政策性銀行的職責是專門從事政策性貸款。它的特點是：完全服從國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為目的；它發放的是有利於社會大局穩定的特殊性貸款，它對局部利益小於全局利益、近期利益小於長遠利益的項目進行貸款。它的利率水平與市場利率不同，根據國家傾斜的需要，實行低利或微利經營。今後幾年的政策性貸款大體有以下幾種類型：
壹、支持大型機電產品出口的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
二、基礎設施(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所需要的貸款；
三、重要物資(例如農產品)的儲備和農副產品收購所需要的貸款；
四、扶貧貸款、救災貸款等重要的專項貸款。
等等。
政策性銀行實際是政府的金融機構，它的資金具有壹定的財政性質。但它不是財政，它的資金活動還是以信用為基礎。它的貸款壹定要還本付息，使它能夠保本經營。它不是各級政府的錢口袋，不是福利機構，它也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政策性貸款應當由該項政策的決策者承擔風險，誰確定的優惠利率誰負責貼息，誰安排的政策性貸款誰承擔補貼。政策性銀行不參與商業銀行競爭，但要接受中央銀行的監督。
政策性銀行壹般不吸收社會存款，對社會公眾不直接構成債務關系。它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壹、財政撥款；二、中央銀行再貸款；三、向社會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四、社會保障基金的經營性余額；五、間接運用郵政儲蓄。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政策性銀行是專業銀行而不是綜合銀行。以日本為例，它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有：日本開發銀行、日本輸出銀行、海外經濟合作基金，還有十大金融分庫。在十大金融分庫中又有明確的專業分工，如住宅金融公庫、中小企業金融公庫、醫療公庫、環境衛生公庫、北海道東北開發公庫等。美國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也有詳細的專業分工。我國的政策性銀行在建設初期也應有專業分工，但不會有國外那麽詳細。據可靠消息，我國將成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信貸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政策性銀行。
走出夾縫天地寬，政策性貸款和商業性貸款分開以後，商業銀行和政策銀行都有廣闊的發展天地。

擠兌風波和銀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壹樣熱熱鬧鬧。誰也不會想到要發生什麽大事。壹位客戶拿壹張海外支票到明德銀號提款，明德銀號拿不出錢來兌現，消息馬上傳開，在這裏存款的人無比恐慌。大批客戶蜂擁到這家銀號門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罵、哭喊、亂作壹團。該銀號無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難臨頭，只好請求政府出面幹預。於是，政府下令關閉明德銀號。明德事件引起了連鎖反應。在其他多家銀行門前都排起了擠兌的長龍。這場銀行風波壹直持續了幾個月之久。
居民把錢存入銀行，最起碼要求是保證金錢的安全。壹旦有儲蓄不安全的信息，儲戶會馬上把錢取出來。這就出現銀行最害怕的“擠兌”。存款是銀行的債務，“擠兌”就是所有的債權人同時到銀行去討債。據說英語“破產”壹詞來自最早建立銀行的意大利，其原因是銀行不能償還債務，債權人群起砸壞櫃臺的壹種情況。
如果說銀行是經營貨幣的商店的話，那麽，這個商店完全是靠信用來維持的，沒有信用，誰敢把錢存在這裏？所以稱銀行為“信用機構”。信用，它對銀行來說，是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某家銀行的信用出了問題，而且得不到支持，這家銀行就難逃破產的命運。
銀行的信用就是千方百計地維護儲戶存款的安全。為客戶保密是措施之壹。瑞士銀行的工作人員如果泄露有關客戶的情況，輕則罰款，重則判刑。瑞士銀行對外國主要人物的巨款都有密碼和暗記，只有存戶本人和銀行的兩、三個最高級的職員知道。所以，大量外國資金流入瑞士。最早外國人存入瑞士銀行的錢沒有利息，有壹度存款超過壹定的額度還在倒貼利息。無息或負利息並沒有阻止外國錢財源源不斷的流進瑞士銀行。1979年中國銀行天津分行為壹居民找到了30年代失落在國外的29萬美元。我當時報道了這壹新聞，壹時引起轟動，但我至今還不知道這位居民的姓名，因為銀行壹直對我保密。
客戶能夠隨時提取自己的存款是銀行信用的根本所在。我們有些銀行沒有錢支付儲戶的提款時，常用的辦法是在門前掛上“今日學習，停止營業”的牌子，這實際是壹種逃債的行為，是有損信用的。
為保證客戶能隨時取到錢，銀行至少得做好兩方面的事：第壹，它放出去的貸款能夠收回，它必須選擇有信用的貸款對象。信用是雙方的。銀行有信用，客戶也得有信用。這個信用不僅是指道德上的，而且以財產作保證的，它是通過資產和資信評估機構進行科學評估並行登記的。沒有信用的人和企業到哪裏也借不到錢。第二，它不能把客戶的全部存款都放出去賺錢，它必須留下足夠的錢來準備客戶來提款。這留下來應付客戶提款的錢叫做“準備金”。準備金加上可以貸出去的錢俗稱“頭寸”。
為了防止出現擠兌風波，中央銀行規定了準備金占存款余額的比例，稱為“法定準備金率”，簡稱“準備率”。我國目前要求專業銀行的準備率為13%。這13%的錢交中央銀行管理，另外還要求專業銀行再留8%的備付金。按規定，商業銀行每天結賬時都要保證準備金符合中央銀行規定的比例。不夠這個比例就不能“軋賬”。必須通過同業拆借或其他辦法調動頭寸，當晚把這筆錢補足。
為了保證存款的安全，壹些民辦銀行較多的國家規定了開辦銀行的條件——例如它們必須具備最低數量的資本等。有的國家的政府建立存款保險公司，對存款進行保險。
我國的銀行都是國家開辦的，它的信用由國家擔保，信用是不成問題的。但目前專業銀行還不是商業銀行，它還吃國家的“大鍋飯”。今後要變成真正的商業銀行，就得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這時，商業銀行的信用問題就顯得重要了。

平均分配也是壹種不公平


社會分配不公平，這是現今人們談論最多的壹個話題之壹。大家在談論時，常常把註意力集中在少數人收入過高這壹方面，卻忽視了這個問題的主要方面；大多數人的收入超於均等化。
來自各個方面的調查數據表明，最近幾年，少數人的收入的確與大多數人的收入拉開了較大的差距。但是，多數人之間的差距反而縮小了。據國家統計局對48個城市調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單位實習研究員和研究員的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3縮小到1∶2；醫士與主任醫師的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3縮小到1∶2.2；大學助教和教授的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4.1下降到1∶2.1；國家機關辦事員和司局長工資性收入之比由1∶3.1縮小到1∶1.6。據廈門市調查，企業新的工人工資標準本來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種補貼，高低相差只有1.8倍。
人們通常對收入懸殊十分敏感，對平均主義卻不在意。事實上，平均分配也是壹種不公平。壹個懶漢和壹位勞動模範收入壹樣多，或者差不多，這能說公平嗎？人人收入均等意味著貢獻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貢獻小的人侵吞了別人應得的收入。有壹位外國經濟學家說過：平均主義也是壹種剝削。這話不無道理。
收入均等化帶來了消費平均化，壹些高檔商品，妳買得起，我也買得起，大家都買得起。彩電、冰箱、洗衣機、錄音機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樣調查資料表明，城鎮居民對“新四件”的擁有量，高收入階層對“新四件”的擁有量與低收入階層距別也不大。消費平均化打破了消費的層次性。有人打了壹個比方，過去消費者排著縱隊進入市場，現在排成了整齊的橫隊沖擊市場。平均化的消費造成了巨大的需求沖擊力，是物價上漲的直接誘因之壹。
均等的分配挫傷了貢獻大的人的積極性，抑制了創造才能，扼殺了進取精神，造就了懶惰和松懈之風，必然的結果是效率低下。這是被40年實踐所證明了的事實。妳想追求公平嗎？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喪失了公平，也喪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壓抑了的社會潛能迸發出來，它能促使國民經濟較快較健康地發展。
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提出壹個度量收入貧富懸殊程度的指標，人們把它叫做基尼系數。這個系數在0到1之間。當它等於1時，表示全社會的收入被壹個人全部占有；當它等於0時，表示全社會人人收入相等。基尼系數過低，表明平均主義嚴重，經濟效率低；基尼系數過大，表明貧富過分懸殊，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的基尼系數是偏低的。1981－1985年間，全國城鎮各年度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沒有達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為參照的是，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基尼系數在0.315－0.372之間，發展中國基尼系數在0.418－0.519之間。當然，我國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系數和國外有不可比之處，但大體趨勢還是可以參考的。發展經濟學告訴我們，壹個國家經濟起飛初期的基尼系數比較大，有利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基尼系數開始下降。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這壹過程。我們應該處於基尼系數大的階段，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當前分配中的主要問題是收入均等化，為什麽人們的議論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懸殊上呢？這裏有壹個觀念問題。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觀念來看較大的收入差距，會憤慨不已。公平的觀念和評價尺度應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在封建社會，癡呆的太子繼承皇位，誰也不會說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權思想和行為卻是眾矢之的。改革和開放，已經把我們的社會推向了新的階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觀念和尺度來看社會就會感到處處不公平。
我這裏講收入均等化是當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現，並不否認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現象。例如，利用新舊體制交替中的漏洞大發其財，不合理的價格造成不同企業間收入懸殊，不規範的市場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於少數人以權謀私，敲詐索賄，貪汙盜竊，大發橫財，那就不是壹個經濟上的分配問題，而是壹個違法亂紀、以至觸犯刑律的問題了。少數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對於收入均等化的另壹極端，也會嚴重地挫傷人們的積極性。它造成的心理沖擊和平均主義的傳統觀念交織在壹起，形成了社會心理障礙，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難以形成。
總之，要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數人不合理的收入過高。這是壹個問題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而當前和相當長壹個時期需要著重解決的收入均等化的問題，最根本的出路在於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勞動制度的改革。
胡雪巖熱的背後


最近幾年，掀起了壹股不小的“胡雪巖熱”。《胡雪巖》成為熱門的暢銷書，多次再版，銷勢不衰。這當然與這本書膾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動人的情節有關。但是我感到，胡雪巖這個人物與當代社會某些情況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巖熱”的壹個原因。
胡雪巖是晚清的壹名富商。他本來是錢莊的壹個小夥計，為人精明強幹，很有心計。他因資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齡丟掉了自己的飯碗，由此二人結成生死之交。王有齡後來官場發跡。胡雪巖利用王有齡的關系，開設錢莊成為巨富。作為壹名商人，胡雪巖是很有經營才幹的。但在那個權力至上、等級森嚴的時代，他要取得成功，只能借助官場勢力。胡雪巖利用官場腐敗，以精心的算計和靈活巧妙的手段，收買高官，層層投靠。同時借官場勢力，叱咤商場，通達買辦。商借官勢大量聚斂財富，官倚商力使封建政權茍延殘喘。胡雪巖則成為顯赫壹時的“紅頂商人”。他營造庭園，收姬納妾，邀友狎妓，生活腐化。壹時燈火樓臺，很快灰飛煙滅。
胡雪巖的興衰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壹，胡雪巖是借助官員手中的權力發財的；第二，胡雪巖和官員之間進行大量的權錢交易，並且和有些官員結成生死聯盟；第三，他所依仗的官僚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壹面，但從社會變革這個角度來看，他們都是效命清王朝的政治死硬派，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功臣；第四，他是失去政治權力靠山後在官僚們的權力傾軋中破敗的。
胡雪巖的個人素質和人品應該說是不錯的。他的商業活動本來可以為發展我國的早期資本主義作出貢獻。但他在官僚機器的縫隙裏生存，在腐朽的封建土壤中發展，他只能隨著封建勢力的衰敗而衰敗。在官僚們爭權奪利的傾軋中，他在險象叢生的環境中度日，歷史註定他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在內外交困中，他最終成了左宗棠和李鴻章權力角逐的犧牲品。
胡雪巖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條件下早期資本主義的產物。是腐朽的封建政治和不規範的商品經濟交構的怪胎。是金錢和權力的私生子。商品經濟的要義在於競爭，在競爭中人人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封建政治必然要窒息商品經濟。胡雪巖這樣的怪胎不可能促進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這壹點歷史已經作出了證明。
現在出現“胡雪巖熱”，說明當今中國還有產生這樣怪胎的土壤。這土壤就是不規範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政治體制。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就出現了壹些依靠權力發財的“紅頂商人”。
當代“紅頂商人”是利用現有權力體系對財富重新分配的得利者。他們是計劃經濟的政治體制和不規範的市場經濟交構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
現代“紅項商人”集中財富的手段帶有封建色彩，和現代社會不相容。他們借助權力進行交易，這種交易是不公平的；他們借助權力開展競爭，這種競爭不可能是平等的。不公平的交易，不平等的競爭，是和市場經濟不相容的。
現代“紅頂商人”是當今腐敗潮流同時出現的。“紅頂商人”大肆進行權錢交易，花天酒地、揮霍無度，嚴重汙染著社會。壹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對市場經濟有抵觸情緒的人，把“紅頂商人”的腐敗活動歸罪於改革，歸罪於市場經濟。“紅頂商人”玷汙改革，玷汙市場經濟。
現代“紅頂商人”是分配不公最大的受益者。在中國6000多萬還得不到溫飽的老百姓當中，他們顯得十分刺目。他們是引起社會心理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也是引起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現代“紅頂商人”的主要目標就是“尋租”。什麽叫“尋租”？概而言之，尋租就是利用行政權力大發橫財。尋租理論認為，“租金”(這裏和房租、地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行政幹預、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例如，匯率並軌前，市場上1 美元兌換8元人民幣，而政府控制的兌換率是5.6元人民幣。誰得到了官定匯率指標，誰就得到了這個利益差額。這個差額就是“租金”。壹些需要政府審批的經營活動，其中就有“租金”。現代“紅頂商人”的尋租活動，使得貪汙腐化越來越嚴重，它導致人心渙散，影響政府形象，影響政治穩定。
如果說，歷史已經證明胡雪巖不能在封建土壤中造就資本主義，那麽，歷史必將證明，今日的“紅項商人”也不會造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現代“紅項商人”是漸進式改革方略的產物，它應當是壹種過渡產物。但是，他們千方百計地使之固化，並得到畸形發展。他們既反對政治體制改革，也反對利用市場配置資源。前者使他們失去了所依賴的特權，後者使他們失去了“尋租”的物質基礎。

當代紅頂商人


在財富集中的過程中，我們旗幟鮮明地表示，要社會化，不要私有化。那麽是誰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動者，而是當代“紅頂商人”。
當代“紅頂商人”是當今私有化的主體。他們是利用權力進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險性。利用權力進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雙軌利益差(價差，利差，匯率差)。由於中國改革是采取漸進方式，必然在相當長壹段時期內新舊兩種體制同時並存。既有市場配置資源，又有行政力量配置資源。這就出現了壹種商品兩種價格、壹種資金兩種利率、壹種外幣兩種匯率的情況。而雙軌利益差是由官員分配的，在分配中有很大的隨意性。有人估算過，雙軌利差、雙軌價差、雙軌匯率差壹年就是幾千億元。如果其中有百分之壹漏到了私人口袋，可以造就多少百萬富翁？
利用權力取得發財機會。批地皮，搞房地產；取得股票的原始股；取得某些緊俏商品的進口權，並在進口時取得減免稅的優惠；等。壹些需要審批的發財機會，壹般就有權錢交易。
在對外經濟活動和中外合資企業中，有些中方管理人員把國家利益讓給外方，外方私下給他以補償，國家吃虧，外商得大利，他得小利。他們中的有些人可能成為官僚買辦。
企業經理對國有企業的財產使用有相當大的自主決定權。他有權決定企業工程項目的發包，並從承包方那裏得到好處；他有權決定企業廣告費用的支出，並從新聞界得到私下的回扣；他有權決定公關費用的支出(公關費用中有相當大壹部分用於行賄——盡管是為企業的利益而行賄)，並用公關費建立與他個人有利的社會關系；他與親朋好友建立的非國有企業進行經濟合作(如零部件加工等)，由此將國有資產流向這些企業。
值得註意的是，這些私有化很多是通過合法的合同進行的。在交易合同中，國有企業經辦人和交易的另壹方惡意串通，使國有企業上當受騙。1995年，國家工商部門檢查了50萬家企業的合同簽訂情況，發現不合格的合同35萬份，涉及金額291億元。被騙的大多數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得到好處的是私營企業或承包給私人的企業。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提供的資料表明，近10年國有資產流失超過5000億元，壹半以上與這類合同有關。在租賃、承包或購買企業時，壓低承包基數、壓低租金和價格。在建築承包合同中故意擡高發包價格。在購物合同中，在價格、質量上讓國家吃虧。還有相當多的情況是，國有企業按合同付出了資金、設備、商品，對方卻不履約。1995年經濟合同履約率只有40%－50%。國有企業的有些經辦人員故意在合同喪失訴訟時效後再起訴，或者“自願”敗訴。國家工商總局推算，如果提高10%的履約率，國有、集體企業壹年可減少100億元的損失。國有資產通過合同流失後，國有企業內部的經辦人和合同另壹方私分這部分流失的國有資產。
利用政策信息上優勢取得投資、經營、交易上的優勢等等，以上各種私有化形式都是官商勾結、裏應外合的權錢交易過程。官員通過各種方式把國有財富“讓”給商人，商人再暗中將所得利益分壹部分給官員。正如湖北省壹名犯罪的商人在供詞中說：“用我的錢買他的權，用他的權為我賺錢。”這中間完全是“黑盒子”交易，其中奧妙外人不得而知。
這種演變結果必然出現壹批私人巨富。由於他們的財富是借助權力取得的，因此人們把他們稱之為“現代紅頂商人”。說他們是“紅頂商人”不很確切，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紅頂”，不是官員。有的雖然原來有“紅頂”，現在丟掉“紅頂”下海了。不管是下海的官員，還是沒當過官的商人，他們始終通過各種手段和官場保持著密切的、特殊的關系。與這些商人私通的官員是分利者。
當代“紅項商人”本來是漸進式改革方略的產物，應當是壹種過渡形態。但是，他們千方百計地使之固化，並得到畸形發展。他們害怕失去所依賴的權力，也怕失去“尋租”的物質基礎。所以他們害怕改革向縱深發展。
然而，如果改革進壹步深化，現在依靠權力集中了大筆財富的“紅頂商人”隊伍就要發生變化。他們失去權力的依托以後，其中沒有經營能力的將要失去財富。有經營能力又能應變的，將由“紅頂商人”轉化為真正的商人。他們所擁有的企業也將會大量吸收社會資本，從而成為社會化企業。

上遊幹涸，下遊泛濫


如果把國民經濟比作壹條奔騰不息的河，那麽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遊”。按常規，上遊產業的生產能力理應稍大於下遊產業的生產能力。但是近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卻向相反的方向迅猛發展，人們形象地比喻為“上遊幹涸，下遊泛濫”。這種“經濟病”在中國新舊體制轉換的過程中曾經表現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處都在緊急呼喚著原料。
1988年夏，21家電纜廠廠長聯名寫信給國家計委和物資部告急：缺銅少鋁，電纜廠面臨停產的威脅。
8月下旬，有3000多名職工的天津鋁制品廠壹片死寂，由於沒有原料，機器設備停止了轉動。全國94%的鋁制品廠因缺鋁錠被迫停產或半停產。
羊毛短缺。不僅不產羊毛的北京毛紡織行業用毛94.3%靠進口，就是我國第四大羊毛產區的甘肅所需羊毛也要進口，第三大羊毛產地青海省，計劃內供應的羊毛只能滿足2/3的需要。
輪胎廠缺乏橡膠，卷煙廠缺乏煙葉，紡織廠缺乏棉花，糖果廠缺乏白糖……幾乎整個加工制造業都面臨原材料的匱乏。
不僅僅是原料短缺，能源、交通以至整個基礎產業都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東南沿海因煤炭短缺發不出電，致使不少企業不得不每星期“停二開五”或“停三開四”。
尋求原料、燃料成了各企業、各城市的壹項首要而艱難的任務。過去，上海市派壹個科長出去就行了；現在，市長親自出馬也無濟於事。
供求過度緊張，使原料的市場價格暴漲。1988年9月，電解銅的市場價格每噸已高出計劃價格的3.27倍，為國際價格的1.38倍；鋁的市場價格為計劃價格的4.58倍。由於中國的進口量大，使國際市場價格上升。1987年我國進口羊毛的價格已相當於1984年的3.2倍。

原料短缺的深層：產業結構失衡
我曾到青海牧區探訪羊毛緊張的根源。在青海湖附近的壹個牧場，我見到的不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風光，而是不到半寸長的焦黃小草，稀疏地點綴在蒼茫的原野上，瘦弱的羊群艱難地啃著地皮！據專家介紹，這種情況在我國十大牧區並非個別。從60年代起，我國的可利用草場已退化1/3，退化面積約10億畝。草原退化，牧草產量下降，羊群冬瘦春死成為普遍現象。全國的羊毛收購量從1980年的15.9萬噸下降到1987年的13.6萬噸。壹極是羊毛減產，另壹極是毛紡織業急劇膨脹。1980年全國只有毛紡錠60萬只，1987年增加到199萬只，壹年需原羊毛60萬噸，超出國內羊毛產量數倍之多！



這種兩極失衡現象不僅發生在與羊毛有關的產業。有人分析了全國鋁的加工能力、冶煉能力和礦山能力，發現它們之間的比例大約為1：0.75：0.5。這說明，鋁加工能力大大超過冶煉能力，冶煉能力又超過了礦山能力。鋁加工業卻不顧這壹現實，其生產能力還在繼續膨脹。
1987年底，全國有棉紡錠2600萬只，需棉花450萬噸，當年收購棉花僅310萬噸；而棉紡錠預計1988年底將突破2800萬錠，正在建設的還有400萬錠。
機械行業對鋼材的需求量大於軋鋼能力，軋鋼能力大於煉鋼能力，煉鋼能力又大於礦山能力。我國擁有金屬切削機床340多萬臺，每臺機床擁有的鋼材只有日本的1/10，美國的1/4，蘇聯的1/2。由於鋼材不足，金屬切削機床利用率只有壹半。
1981年到1987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4%，而能源工業平均每年僅增長4.6%，兩者比例倒掛為2∶1。
為了使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基礎產業應該有壹定的超前發展。經濟學家用“基礎產業超前系數”(即基礎產業的產值增長率與社會總產值的增長率之比減1)來評價這壹情況，基礎產業的增長速度高於社會總產值的增長速度，則系數為正值，反之則為負值。
我國的超前系數都是負值。以1981－1985年間為例：原煤為－0.36，原油為－0.7，發電量為－0.42， 成品鋼材為－0.43，供水為－0.02，公路鋪設為－0.04，鐵道鋪設為－0.05。專家們認為，最近3年超前系數離正值更遠了。
不合理的比較利益： 產業失衡的根源
雲南省煙草公司負責人扳著指頭對我算了壹筆賬：如果賣烤煙可得利稅1元，則加工成煙卷賣可得利稅6元。因此，近幾年雲南省卷煙工業發展很快，卷煙產量由全國第六位躍居第壹。1987年全省財政收入中，煙草公司的利稅占68.8%。
在我國，各產業之間沒有形成平均利潤率。加工工業產品，特別是最終產品，比基礎產業的利潤率高得多。煙草行業如此，其他行業也是如此。軋鋼行業利潤率高於煉鋼行業，印染行業的利潤率高於紡織行業。這種不合理的利潤率是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造成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比價不合理，使原材料的壹部分利潤轉移到加工工業中去了。搞加工工業投資少、見效快，投入的資金很快就能收回；而基礎工業投資大，建設周期長，十年八年內難以得到實惠。這樣，人們自然就把生產要素投向在短期獲得較大利益的加工產業。這是產業結構失衡的根本原因。



當然，加工工業和基礎工業之間利益不合理的狀況，十年以前就存在，為什麽過去矛盾沒有現在尖銳呢？這是因為，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過去被掩蓋的矛盾強化了，表面化了。
首先，中央和地方之間、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實行財政上“分竈吃飯”，對企業也實行利潤承包。這帶來了兩個與產業結構變動相關的後果：其壹是強化了各地區、各企業的利益觀念。過去產業之間利益不合理，賠錢賺錢都是國家的。現在不同了，壹個地區的財政收入多少，壹個企業的利潤多少，關系每壹個人的切身利益。現在，各級地方政府既是行政主體，又是利益主體，他們利用行政權力和地方經濟力量，使加工工業奇跡般地膨脹。其二是隨著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地方和企業所控制的財力相對多了，國家直接控制的財力相對減少。預算外收入過去在國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額，現在它和預算內收入平分秋色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礎工業投資大、建設周期長，壹般是要國家投資，而國家直接控制的財力相對少了。預算外收資金是分散在各地區、各企業的，總額雖然巨大，但壹個地區、壹個企業的資金並不多，它不可能投向需要巨額投資的基礎工業，只能投向加工工業。因此，最近幾年，絕大部分省份基礎產業所占比重下降，加工工業所占比重上升。江蘇省采掘工業加上原材料工業的比重在1982年為14.3%，1987年下降到12.8%，而同期加工工業的比重由85.7%上升到87.2%。
其次，改革帶來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也對產業結構的變化產生影響。改革以前，在工業系統中國有經濟占絕對優勢，集體經濟比重很小，其他成分幾乎沒有。在國有經濟內部，財政實行統收統支，對利益的差別不敏感。最近幾年，集體所有制經濟尤其是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這類企業對利益差別很敏感，絕大部分資金投向了投資少、見效快的加工工業。江蘇省鄉、村兩級工業總產值1987年達656.45億元，比1978年增長9.35倍，幾乎全是加工工業，江蘇基本不產羊毛，而鄉村兩級企業毛紡產值達25億元。現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有1/4來自鄉鎮企業。在鄉鎮工業就業的農民達數千萬人，這麽多的勞動大軍轉向加工工業，是要相應的基礎工業來承擔的。然而，在工業的筵宴上，事先並沒有安排他們的席位。
高漲的消費熱，形成強有力的市場牽動，是加工業迅猛發展的第三個原因。近幾年來，我國的貨幣供給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長。1987年，全國居民儲蓄余額和手持現金達4400多億元。這壹購買力，需要6850多億元的商品才能平衡。但是，全社會零售商品的貨源只有6100多億元，還有740多億元沒有著落 。加工工業直接受到消費品市場強大牽動，它比基礎工業反應敏銳得多。到1986年，就已形成彩電生產線113條，電冰箱生產線116條，洗衣機生產線108條。1978年全國僅生產彩電3800臺，1988年達900萬臺，而需求量是1900萬臺。無論是回籠貨幣還是繁榮市場，都需要加工工業，尤其是消費工業的發展。

產業失衡的沈重代價


加工工業超過基礎工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付出了沈重代價。
代價之壹，大量生產能力的閑置。上海市有關部門對該市的1700家國有企業分析，僅因原料不足，生產能力閑置1/3。如讓這1/3的能力運轉起來，壹年可以增加200多億產值，25億元的財政收入。有人估計，因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全國大約有40%的工業生產能力閑置。如果讓這部分生產能力充分發揮作用，壹年可以多創造4000多億元的產值，500億左右的利潤和稅收。但令人不安的是，大家並沒有想辦法利用這部分閑置生產能力，而是在閑置生產能力的大軍中，不斷增加新的成員，繼續增加加工業的生產能力。
代價之二：眾多加工企業依靠進口原材料支撐，造成大量外匯流失。我國每年進口鋼材耗外匯上百億美元，進口凈羊毛十多萬噸，進口羊毛的織物3/4在國內消費。40多條易拉罐生產線，如果全部開動起來，每年需要兩億美元進口鋁材。家用電器行業也需要巨額外匯進口器件維持生產。江蘇省70%的外匯用於進口原材料，這還不包括在江蘇的中央企業進口原材料所需要的外匯。
代價之三：加劇了加工工業和基礎產業之間的摩擦，也給不法分子以種種可乘之機。目前，我國的原材料實行“雙軌”價格。生產原材料的企業抱怨：80%以上的產品被國家按低於市場的計劃價格調走了，差價損失太大；加工企業則抱怨：國家給的平價材料只能滿足20%的需要，80%的材料是以市場價購進的。供求雙方所說的比例都沒有錯，這是產業結構失衡造成的比例錯位。比如，原材料工業的生產能力是100噸，它的產品有80%按計劃價格調出，則加工工業得到了80噸計劃價格材料。由於加工工業的生產能力不是100噸，假定是240噸，這80噸計劃價只能滿足它30%的需要，另外70%的原材料需要按市場價購進。再加上“官倒”、“私倒”作亂，把壹部分計劃價原材料按市場價格賣出，加工工業拿到的計劃內原材料就不到30%了。原材料的市場價格暴漲，必然會推動加工工業產品價格的上漲，又帶動了原材料價格上漲。二者互為因果，相互推動，成為難以遏制的浪潮。產業結構失衡越嚴重，原材料價格缺口就越大，市場價和計劃價的差距就越大，投機分子謀利的活動範圍就越大，市場就越混亂。
代價之四：造成國民經濟發展的不穩定。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矛盾是造成國民經濟不穩定的關鍵因素，而產業結構不合理又是這壹矛盾的深層原因。壹旦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壹旦加工工業膨脹到基礎產業難以承受的時候，就不得不進行調整：壓縮需求，對某些加工工業實行關、停、並、轉。但是，造成產業結構不合理的深層原因，即產業之間利益不合理的原因沒有解決，膨脹暫時壓抑以後，再度膨脹和趨勢依然存在。膨脹，緊縮，更大的膨脹，再壹次緊縮……如此循環往復，使國民經濟出現周期性的震蕩。
加工工業超過基礎工業的過度膨脹，造成不良後果是深遠的。“毛紡熱”，大家都搞毛紡；“家電熱”，大家都上家電；“汽車熱”，壹擁而上搞汽車……原材料基地將原料就地加工，加工工業基地又被迫上原材料工業。結果是，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各省都搞自己的小循環，全局的大循環受阻。這樣，不僅各地區之間不能實行合理分工，生產力不能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合理布局，還造成市場分割，全國的統壹市場不能形成。加上各省財力有限，各自上馬的加工工業都不能達到經濟規模，經濟效益低下。

都來根治產業結構失衡癥


怎樣根治產業結構中的“產業結構失衡癥”？這是我們面臨的壹個緊迫而復雜的問題。
應該說，我們很早就有醫治“產業失衡癥”的願望，為什麽經濟發展的現實與我們的願望南轅北轍呢？某省壹位計委主任回答說：“我們有調整結構的願望，沒有調整產業結構的政策。”這話壹針見血。
產業政策是壹組綜合政策體系。它是價格，財政、稅收、外貿等各方面政策組合而成的。這些政策相互協調，形成壹股合力，產生壹種合理的比較利益，促進各產業之間協調發展，特別是促進基礎產業的發展，並且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可惜的是，目前這樣的產業政策還沒有制訂出來。
就價格而言，目前我國鋁的計劃價格僅僅相當於國際市場價格的1/3，銅是44%。這樣，壹些品位較低的礦山開采成本較高，國家低價收購產品，企業得不到利潤甚至虧損，只好放棄不采，浪費了資源。雲南省計委壹位同誌指出，如果將銅的計劃價由每噸1萬元調到8000元，這個省壹年可以多產1.2萬噸銅。更重要的是，調整基礎產業和加工產品的比價，使基礎產業能獲得比加工產業更多的利潤，就能夠把生產要素從加工工業引到基礎工業中來。
稅收對於扶持基礎產業、抑制加工工業是壹個很重要的杠桿。當前，對國內短缺資源急需限制消費、限制出口的稅收政策。鋁、銅國內如此短缺，1988年1－9月出口銅和鋁卻分別是1987年出口量的幾十倍和兩倍。現在國家已經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已明令禁止緊俏的原材料繼續出口，銅火鍋、鋁門窗、易拉罐急劇膨脹，是缺乏稅收約束的緣故。對這類經濟行為應該課以重稅，使之無利可圖，對基礎產業減免稅，使之獲得較大的利益。
產業失衡是壹種綜合癥，需要綜合治理。壹些經濟學家指出，要醫治產業結構病，先得醫治各級決策者的“近視癥”。產業結構病的產生有其經濟機制的原因，更有人們只顧眼前、急功近利的原因。不顧基礎產業薄弱，都去搞現得利的加工工業；不顧資源短缺，大力鼓勵消費，甚至搞短缺資源出口；單純從眼前財政收入著眼，不給加工業以調整產業結構的喘息機會等等都是近視癥的表現。很多人只批評企業的短期行為，但也有專家認為，最根本的是國家的短期行為。不解決國家的短期行為，產業結構失衡問題就難以解決。
在當前治理經濟環境工作中，要考慮到產業結構失衡問題。要明確認識到，所謂經濟過熱，實際是加工工業過熱和消費過熱；所謂固定資產投資失控，實際是加工工業和非生產性建設投資失控；所謂短缺經濟，最根本的是基礎工業產品短缺。在治理經濟環境中，如果有強烈的產業結構意識，對基礎產業和加工工業加以區別，治理經濟環境可成為醫治“產業結構失衡”的壹劑良方。否則不加分析地搞“壹刀切”，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蹺蹺板兩頭翹


有人說，物價上漲和就業不足像壹個蹺蹺板，壓下了這壹頭，必然蹺起另壹頭：想降低物價，就會影響就業；想提高就業率，物價就會上漲。這種比喻反映了壹定的經濟現象。
1988年，我國零售物價指數達18.5%，為了把價格壓下來，從1988秋天開始，就壓縮基建規模，收緊銀根。結果是，物價壓下來了，市場也疲軟了。產品賣不出去，生產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業開工不足，就業問題接近最嚴重的1979年。為了使經濟復蘇，從1989年11月起，國家大批註入啟動資金，兩年後，經濟果然回升了。但隨之而來的是1992年經濟過熱，1993年到1995年，連續三年物價大幅度上漲，1994年物價達到21.7%，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水平。為了把物價壓下去，又是抽緊銀根，壓縮固定資產投資。結果，物價還沒有完全壓下去，就造成了壹大批企業開工不足，不少工人連基本工資都拿不到。
這時，就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壹種意見認為，物價上漲是主要危險，還要繼續抽緊銀根，繼續壓縮基建規模。另壹種意見認為，就業不足是主要危險，主張采取刺激經濟的政策。持兩種意見的人玩起了蹺蹺板的遊戲。
從經濟學的常識來看，這個蹺蹺板有它壹定的道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價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需求超過了供給，價格必然上漲。要控制物價，就得控制需求。而銀根緊了，社會上錢少了，需求也就下降。需求下降，生產必然跟著下降。生產下降，就業機會就會減少。
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抑制物價上漲和解決就業不足這兩個問題確有矛盾之處。但是，如果只把就業和物價作為“蹺蹺板”，妳高我低，我高妳低，那就有點簡單化。影響就業有多種因素，影響物價也有很多種因素。近壹兩年的物價上漲，並不像1988年那樣，是需求拉動的結果。1994年以來，90%以上消費品的供大求或供求平衡，生產資料相當壹部分滯銷。今年上半年，鋼材需求還在萎縮。既然供大於求，為什麽物價還大幅度上漲呢？原因很復雜，其中，人民幣大幅度貶值是壹個原因。1994年，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價格，由5.6元壹下子變為8.6元。人民幣壹年之內就貶值了53.4%。人民幣對外貶值，可能引起輸入性通貨膨脹。企業經濟效益差，也是通貨膨脹的壹個原因。這幾年價格逐漸放開，同時實行了結構性調價。企業無法消化結構性調價和價格放開帶來的影響。在1994年的物價上漲中，屬於結構性調價和放開價格的部分，要占70%-80%，其中，因糧價上漲而帶動整個食品價格上漲，要占物價上升的壹半。
任何國家經濟起飛，產業結構都有壹個從傳統農業為主向工業為主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中，總要伴隨著工農產品“剪刀差”的逐步消除，也就是農產品價格由低到高。有的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農產品價格上升並沒有帶動物價全面上漲。這是因為他們工業經濟效益好，不僅消化了農產品價格上漲，工業品價格還下降。而我們呢？工業不僅消化不了農產品價格上漲，還要跟著“搭車”漲價。
經濟效益差主要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占用了70%的資金，而在新創造的財富中，國有的貢獻只有20%。高投入，低產出，產品成本勢必很高，價格也必然高了起來。
在經濟運行中，有很多非經濟因素的影響。例如，盲目追求高速度就帶有相當程度的非經濟原因。為了追求高速度，就拼命地高投入。而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既不承擔投資風險，又不考慮投資效益，也不打算歸還貸款。大量的無效投入即是物價上漲的深層原因，也壹輪又壹輪地推動著經濟過熱。
經濟效益差，產業結構失衡，不合理的運行機制，既造成物價上漲，又制約經濟發展，限制著就業。如果說，物價上漲和就業不足是壹個蹺蹺板的話，那麽，上述幾個問題就是蹺蹺板中間的那個“軸”。不僅如此，我們這個“蹺蹺板”搖擺幅度之大，擺動頻率之高，也和上述問題有關。
這些年來，我國經濟處於這樣壹個循環之中：“壹放就熱，壹熱就脹，壹脹就緊，壹緊就降，壹降就放。”“放”，主要是放松銀根；“熱”，就是經濟過熱；“脹”，就是通貨膨脹；“緊”，主要是收緊銀根；“降”，就是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由於經濟效益差，不能從中得到效益，只好擴大投資規模。這些資金都是投到利潤率高、見效快的加工工業上去。結果，基礎產業承受不了這麽多的加工工業，出現了“瓶頸”制約；整個國民經濟承受不了這麽快的經濟增長整度，各方面的供應全面緊張。於是，不得不進行調整。每壹次“過熱”和調整，國民經濟像鬧了壹次瘧疾，是壹次巨大的資源浪費。看來，如果我們面向現實，就應當超越蹺蹺板的思維方式，從更深的層次上做壹些切實的工作，治好國民經濟畸熱畸冷的“瘧疾”。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


到目前為止，包括中國在內的壹些計劃經濟國家，大都放棄了計劃經濟，搞起市場經濟來了。這幾乎成了壹股國際潮流。這股潮流的出現有沒有壹定的必然性呢？怎樣看待二十世紀國際性的計劃經濟實踐呢？社會主義的前途究竟怎麽樣呢？對這壹系列的重大問題，人們期待著明確的回答。

壹個合乎邏輯的理想


資本主義早期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使得壹些天才的頭腦進行深沈的思索。他們都在各自不同的領域批判資本主義的金錢至上，尋求社會公正、社會平等之路。其中，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以其嚴密的邏輯力量掌握了很多群眾。共產黨人主張，國家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將被消除，商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隨之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十多個國家建立了以國家所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這個體制為這些國家的發展起了壹定的作用。但是，幾十年的實踐以後，這個體制壹些不可克服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因此，各國紛紛探尋改革之路。

矛盾之壹 技術上的不可行性

要把國家經濟機構變成壹架大機器，變成壹個使幾億人都遵照壹個指令工作的經濟機體，在技術上能不能行得通呢？讓我們先進行壹番可行性分析。
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壹系列的比例關系：積累和消費，工業和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千百萬種產品之間也要互相銜接，妳中有我，我中有妳。以上各種比例關系不是壹成不變的，而是瞬息萬變的動態體系。誰要控制這架大機器，使它正常運轉，誰就得認識這個動態體系，並且根據這個動態體系的客觀規律制定詳盡的計劃，準確而及時地實施這個計劃。
這在技術上是行不通的。
首先，人們不可能認識這個動態體系。要掌握千萬種產品之間的比例關系就必須掌握必要的信息：每種產品生產多少？庫存多少？市場需求多少？由此決定生產什麽？生產多少？這裏所需要的信息來自於每壹個工廠、車間、商店……信息從車間、商店傳到中央計劃機關要耗費時日，中央計劃機關接到這些信息時，動態體系已經發展到壹個新的階段，中央得到的信息已經成了過時的東西。此外，基層的統計工作不準，不全，信息經過層層管理機構向上反映，層層加工，層層篩選，加工篩選過程中加進了很多主觀的東西。壹旦信息和利益結合，信息在加工和傳輸過程中就必然失真。中央計劃機關得到的信息不僅是過時的，而且是失真的。用過時的、失真的信息作為決策的依據，作出的計劃必然是錯誤的計劃。
其次，退壹步來說，即使中央計劃機關及時得到了沒有失真的信息，他們也很難及時做出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決策。壹個中央計劃機關，不管它多麽龐大，多麽精明，也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從這浩如煙海，瞬息萬變的信息中找出客觀的比例關系，從而決定生產什麽，生產多少，哪些增產，哪些減產。
能否把成千上萬種產品的相互關系列成數學方程，並把這些關系隨時間的變化也考慮到方程中去，然後用計算機進行隨機分析？能否用現代系統工程的方法來制訂經濟計劃？我曾為此訪問過壹些數學家和系統工程專家，他們認為，體系太大，參數太多，沒有明確的邊界，還有種種難以確定的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幹擾，用系統工程和數學方法也很難制訂出周密而正確的計劃。
再退壹步來說，即使中央計劃機關能夠得到準確及時的信息，也能及時做出正確判斷的決策，還及時制訂了周密而正確的計劃，這種正確的計劃也難及時貫徹執行。現代化生產是復雜的，生產還有壹定的周期性。妳想增加某產品的產量，不是壹時就能增加上去，妳想減少某產品的產量，不是馬上就能減下來，如果硬要壹刀砍下去，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費。
由於技術上不可行，不管計劃機關多麽龐大，不管計劃長官多麽英明，不管計劃工作人員多麽精明強幹和悉心盡職，也不可能避免錯誤的判斷，錯誤的決策。計劃不周，比例失調也是難以避免的。
技術上不可行在幾十年的實踐中已經得到了證明。讓我們回顧壹下從“壹五”到“五五”以來的計劃及其執行情況。
第壹個五年計劃(1953－1957)被認為是最理想的計劃。在當時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情況下，它的成就是應當肯定的。1952年8月提出的《關於編制五年計劃(1953－1957)輪廓方針》和《五年計劃的任務》是“壹五”頭三年的執行依據。但是這個依據帶有很大的主觀成分：工農業發展速度安排過高，基建規模安排過大，建設資金來源不落實……因此，在執行了兩年半以後不得不在1955年7月進行了較多的修改和補充。正式的“壹五”計劃是在時間過了壹半以後才拿出來的。在執行過程中又出現了幾次失誤。1956年比例失調，1957年進行“調整”。
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期間出現了“以鋼為綱”和三年大躍進。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被迫進行了五年經濟調整(1961－1965)。這期間國民經濟的巨大損失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災難是很多人都親身經歷過的。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實質上是以國防、大小三線為中心的備戰計劃。把幾千億資金投入了大山溝，損失和浪費是驚人的。1970年又出現了冒進，這個五年計劃毫無客觀可言，毫無科學可言。
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出現了兩次大起大落，上下折騰。這個計劃完全是主觀意誌的產物。例如，計劃鋼產量3500－4000萬噸，唯壹的依據是毛澤東1957年在莫斯科講過的15年鋼產量要達到這個數字。“四五”執行的結果是，計劃表上的51種主要經濟指標，有25種沒有完成計劃，當時力保的30多種重工業產品指標，有18種沒有完成計劃。
第五個五年計劃(1979－1980)又出現了“洋躍進”，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比例失調，大量生產能力閑置。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三年經濟調整。1980年12月，又決定實行進壹步調整。
中國人記不清進行了多少次經濟冒進和經濟調整。每壹次冒進是壹次資源的大浪費，每壹次調整又是壹次經濟大衰退。廣大群眾節衣縮食，巨額財富因計劃失誤而付之東流。1958－1978年20年間，用於基建投資達6000億元，其中三分之壹因決策失誤而浪費了，三分之壹沒有達到設計能力，僅有三分之壹達到設計能力。只要這個體制不改變，這種浪費就不可避免。1986年，建設銀行對1981－1985年4年間基建投資效果進行了調查，結果是，有四分之壹的投資浪費了，四分之壹達不到設計能力。

矛盾之二 扼殺了直接生產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 主動性 創造性 靈活性


盡管人們千百次地咒罵“私”字給社會帶來了不平和罪惡，壹旦真正剝奪人們的個人利益的動機以後，又出現了壹個社會弊病：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直接生產者和直接管理者都是壹部機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沒有自由活動的可能性。工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加倍勞動來增加收入，企業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經營得到發展，地方不能合理利用資源來發揮優勢。這種體制使經濟機體中的每個細胞和每個器官都失去了自我發展、自我調節、自我平衡的能力。個個捧著鐵飯碗，人人都吃大鍋飯。懶惰之風盛行，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受到限制。這樣，經濟機體就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只能靠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從外部去激發生產熱情和施加政治壓力。“抓革命，促生產”正是這種常用的手法。但是，不管妳從外部使盡了千方百計，到頭來還是避免不了生產效率低下，科技進步停滯——國民經濟被市場經濟國家遠遠拋在後面。

矛盾之三 不合理的經濟體制造就畸形的社會


國民經濟是壹架聽命於最高當局指令運行的大機器，政治極權主義就有著深厚的經濟土壤。
既然經濟權力高度集中，與其相適應的政治權力也必然高度集中。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是金錢的奴隸，在這裏，人們是權力的奴隸；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成功者不得食，在這裏，不服從者不得食；在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至上，在這裏，權力至上。
既然政治、經濟，只能聽從壹個指令，那就容不得其他聲音。不同的意見都被當作“雜音”、“噪音”加以消除。輿論壹律正是這高度集中體制的必需品。
極權制像壹個密封的鐵桶，把社會矛盾緊緊的壓在裏面，又深深地激化社會矛盾。社會沒有微調機制，只有爆炸式的突變才能解決矛盾。所以，社會必然出現周期性的振蕩，“七八年壹次”，實乃必然。
既然輿論壹律，那就沒有新聞自由，群眾沒有了解事實真相的自由。既然要有統壹的意誌，那就沒有真正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自由。新聞只是權力的宣傳工具，其職責是讓群眾相信權力所希望相信的。社會科學研究只是為了論證“最高指示”，為“最高指示”蓋上科學的圖章。那些企圖真正研究科學的人，弄不好就成為“異端”而被這架大機器碾碎。
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是官僚主義的溫床，是腐敗的經濟基礎。沒有制衡力量，沒有輿論監督，公有制就成了權力所有制，以權謀私成了不斷蔓延的瘟疫。權力和利益緊密相連，官員們的第壹任務就是維持自己的權力。於是，對事業漠不關心、對上級吹拍逢迎、賣身投靠的情況也就難以避免了。那些有真才實學、有獨立見解、而不會迎合上級的人，常常報國無門。
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使我們美好的理想變成了難堪的現實：我們的理想是勞動者當家做主，現實卻是領導人的意誌高於群眾的意誌；我們的理想是消滅貧困，而貧困的某些地區比革命前還嚴重；我們的理想是消滅城鄉差別，而城鄉差別卻越來越大……

社會主義理想


計劃經濟的基本設想把復雜的經濟生活作了簡單化靜態化的理解。因此，它只適用於以下情況：1.經濟發展水平低，建設規模小；2.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簡單；3.發展目標單壹；4.閉關鎖國，自給自足。在蘇聯和新中國建國初期，計劃經濟充分顯示了它的作用:蘇聯從壹個貧窮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第二強國，中國在壹窮二白的基礎上建成了比較強大的工業基礎。
我們不能抹殺計劃經濟的歷史功績。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計劃經濟在集中力量加強國力的過程中，社會付出了十分沈重的代價。特別是在以知識和信息為生產力主要特征的後工業化時代，計劃經濟必然要走向市場經濟。這是不是意味著社會主義理想的破滅？不是。
為了說清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了解社會主義是怎樣產生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內容是什麽。
社會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的早期。在19世紀，哲學家、文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都對當時的社會作過深刻的批判，他們呼喚社會公正、社會平等。到19世紀30年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危機使整個社會受到沈重的打擊。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更加惡化，因此改造社會的呼聲十分強烈。人們提出了種種社會主義理想，以馬克思主義者最為徹底。他們提出了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它。
只要資本主義社會還存在弊端，社會主義就有存在的必要，社會主義理想就有生命力。
然而，社會主義的本質內涵卻是人們壹直爭論不休的問題。
長期以來，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以下幾個特點：用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剝削，勞動人民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實行計劃經濟，國民經濟在國家統壹計劃下按比例發展；個人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
這些年來，改革的實踐使得壹些社會主義國家對上面幾條作了修正：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為主體代替純粹公有制，允許其他所有制存在。在分配方面，用按勞分配為主代替純粹的按勞分配，允許按生產要素分配。
改革進壹步深入，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又有了進壹步的修正。實行計劃經濟這壹條被放棄了，只保留“兩個為主”，即公有制為主和按勞分配為主。
對於這“兩個為主”目前還是爭論。先說以公有制為主的問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股份制空前發展，在國有企業中也有集體股份和私人股份，在私人企業中也有國家股份，外國人的股份也會參與到各類企業之中，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各種經濟成分的混合體。由於產權進入市場，在任何壹個企業中，各種經濟成分所占的比重也是變動的。當然，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企業，國家和集體所占的股份會多壹些。但是，從總體來說，國有經濟占的比重不壹定很大，而是壹種混合經濟。



對按勞分配爭論更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天天喊按勞分配，可從來沒有實行過按勞分配。這不是我們不願意實行，而是在技術上很難實行。首先壹個很難確定的問題是，什麽是“勞”？管理是不是“勞”？經營是不是“勞”？按過去的概念這兩種活動都帶有剝削性質，不能百分之百的算“勞”。至於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勞動如何能裝在壹個“筐”裏、用“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加以區分？“復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倍加”(馬克思語)這種模糊的概念怎能界定它們之間的量的關系？按勞分配的第二個難題是如何計量“勞”？除了簡單的計件勞動外，其他各種勞動都很難實現合理的公平的計量。在腦力勞動占比重越來越大的現代社會，“勞”的計量更加困難。更為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點是用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要達到這壹目的，必須按生產要素(勞動力、資金、技術、土地等)對收入的貢獻進行分配。勞動力僅是壹種生產要素，它的價格(工資)只能由市場來決定。單純的按勞分配和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
確切地說，我們只是對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手段不清楚，對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基本目標還是清楚的。社會主義理想的最根本目標是社會公正，社會平等。
社會主義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只要資本主義還有弊端，只要社會上還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現象存在，社會主義這個基本理想就有強大的生命力。
“以公有制為主”和“按勞分配為主”以及其他種種，僅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標。目標是第壹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今天我們認為“兩個為主”是最好的手段，在今後的實踐中，我們有可能發現更好的手段。過去，我們把手段放在目標之上，真是本末倒置。
社會主義理想既然有強大的生命力，那麽怎樣才能把它變成現實呢？通過近百年的探索，現在終於找到了壹條現實的道路：現代市場經濟之路。
這裏說的現代市場經濟不同於傳統的市場經濟，它保留了傳統市場經濟的積極因素和壹般特征。例如，經濟按照價值規律運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礎，保持高效的競爭機制。因而有較高的效率。但是，它還吸收了20世紀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兼顧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它的主要特征是：
第壹、現代市場經濟已經克服了昔日市場經濟那種“事後調節”和盲目性的缺陷。
第二、現代市場經濟不是昔日那種無政府主義經濟，在資源配置和經濟調控中，以市場調節為基礎，同時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幹預。
第三、現代市場經濟兼顧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場經濟效率高的壹面，又防止金錢成為統治世界的“暴君”，使社會保持適度的平等。
第四、現代市場經濟是開放式的經濟。從理論上說，它應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資源最優配置，商品應當在全世界範圍內暢通無阻，工業產品應當在全世界範圍內選優配套。
現代市場經濟強烈的世界性具有特殊的意義。歷史上戰爭連綿不斷的歐洲，在現代市場經濟的融合下，成了休戚相關的歐洲共同體。設想壹下，如果蘇聯民族之間實行了市場經濟，蘇聯還會解體嗎？
過去我們有壹個傳統的看法，認為只有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才能夠探索社會主義之路。實際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同樣在探索社會主義之路。他們努力改變金錢社會的腐朽。看來，全世界人民，不分東方和西方，都在探索社會主義之路，不管這個國家現在貼著什麽標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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