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由于做口述史研究，就特别注意过一个因素，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心态史。也就是说，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是如何想问题的，人们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这个因素很重要。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的想法是什么，是对是错，都会对他们的行为有真实的影响。换句话说，人们怎么去做事情，往往不是由身边的客观因素直接决定的，而是由他们怎么想问题决定的。他们的想法与客观的因素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认识当前的以哈冲突，也是如此。对这场以哈冲突，既可以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视角来看，也可以从历史种族文化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人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是那种想法？但这个因素，往往被人们的分析所忽视。


正因为如此，在《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一文中，我通过三篇文章，想去探究不同立场人们的内心世界。

​一篇是原哈马斯领袖谢赫·哈珊·约瑟夫的儿子摩萨·哈珊·约瑟夫的《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一篇是以色列预备役少校军官尼尔·阿维沙伊·科恩在回国参战的路上写就的《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还有一篇是一位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


而在今天这篇文章中，我想再介绍一位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对态度。这不意味着我赞成或反对他的观点，我只是想看看他们的道理与逻辑，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因为巴勒斯坦人或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很好理解。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是很令人好奇的事情。


这个人叫齐格蒙特·鲍曼，不少年轻学子对他都很熟悉。鲍曼是一位犹太人，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曾任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鲍曼的著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与阐释者》，《现代性与矛盾性》等。这些书在国内也有相当影响。


在一次访谈中，他很坦诚地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他也为我解开了心中的两个谜团。这两谜团是，第一，在历史上，犹太人为什么与左翼关系非常密切？第二，为什么在犹太人内部也有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历史上，犹太人与左翼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下面的两段话，可以说明犹太人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威廉二世说：“除了列宁之外，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都是犹太人”。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也说过，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领导的。当然马克思也是犹太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此前，关于犹太人，在人们脑子里主要是两种印象。一是诞生了大批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二是聪明而狡诈的商人。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比如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奸商和高利贷者往往就是犹太人。而现在，我们可以加上另外的一个印象：革命家或社会主义者。


那为什么在历史上，犹太人与左翼运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犹太民族在长达1800年的大流散中，寄人篱下，饱受歧视和凌辱。于是，形成了一种鲍曼所说的身份认同上的纠结心态。鲍曼说，那些左翼运动群体，对其成员的族群出身不感兴趣，只关心忠诚和服从，族群归属无关紧要。在加入政党的那一刻，你就像蜕皮一样丢掉了你的族群出身。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他们不再是低人一等的少数。


如果说这第一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那第二个问题则有点绕：作为一个犹太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反犹主义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尽管鲍曼出生在波兰，对波兰有着深深的认同，他几乎喜欢波兰的一切，从饮食到语言、到文化，他把这个叫作波兰性，但他还是被驱逐出波兰，到了英国，在利兹大学等高校教书。


那他为什么不去以色列？为什么不留在祖先的故土？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费解的问题。


鲍曼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心路历程的：的确，我从来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吸引。我为什么不想留在以色列呢？原因很简单。我去以色列是因为我被赶出了波兰。被谁？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而在以色列，人们又要求我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者。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脉络。


所以，鲍曼说，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应当努力让它消失。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不只是鲍曼，而是相当一部分人内心里演绎的逻辑：我们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应该摒弃民族主义。而前面左翼的思想底色，更为其提供了延展这种思路也思想源泉：帝国主义是邪恶民族主义的终极根源。所以鲍曼进一步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


最后说一点我的感想。鲍曼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简单明了，但由此又引起我的第三个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从这次的以哈冲突所引起的反响，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线索。西方的左派在这次以哈冲突中，为什么在感情上总体偏向哈马斯一边，尽管有些人更愿意用巴勒斯坦人的名义来表达，其原因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有一则报道说，在西方反以色列的游行中，参与的白人以女性居多。因为女性更具有同情心，对弱者的同情心。这也许可以给人们一个启示：当上面的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基于左翼的情感天平，往往是将强弱的概念置于是非的分野之上，即弱者天然正义。在许多情况下，这确实是对的。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倚强凌弱的现象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但这只是概率，


不是公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