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冲突处于正在进行时。就此，我最近也写了几篇文章。如同以前在面对重大事件一样，我的兴趣不在于站队表态，而是在于下面这两点：第一，对于其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第二，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知识进行收集整理，这于我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孙立平：在扑朔迷离与错综复杂中靠什么不至于迷失？

最近几年，冷战结束后的风和日丽似乎已经结束，世界重新进入多事之秋。每隔一段不长的时间，搅动人们生活和内心的大事件，就会不期而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变局。在这当中，有些事情我们一时之间辨不清是非。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我的看法是，不妨回到最基本的人性上来，站在基本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当然，即便是这样，也不见得每一次的认知都对，但从概率上来说，犯错的机率会小一些。

孙立平：相近相杀：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

在当今的世界上，有三大火药桶：俄乌、中东、朝鲜半岛。不到两年的时间，三大火药桶被点燃了两个：俄乌之地，鏖战犹酣；以哈冲突，烽烟再起。这三个火药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相近相杀。俄乌不仅地理上相邻，而且都是东斯拉夫的一个分支。以色列人和哈马斯所属的阿拉伯人，都有一个有名有姓的共同祖先。而朝鲜半岛的南北方，更是刚刚分开的亲兄弟。

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都是在亲戚之间进行的。有的是同辈之间，有的是老一辈和小一辈之间，表兄弟之间打，叔叔和侄子打，舅舅和外甥打，有很多甚至都没出五服。这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种持久、高烈度的冲突与仇杀，为什么往往发生在这些有着深厚渊源的群体之间？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最容易形成很容易点燃的火药桶？

​孙立平：凡事都有历史踪迹，解开死扣需要切割

对于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有人用三句话概括了其三千多年的历史：犹太人来了；犹太人走了，阿拉伯人来了；犹太人又回来了。更重要的是，自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赶走之后，这里就是一块无主的土地，至少没有一个既存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后，这里先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然后成为英国的托管地。不错，这里是叫巴勒斯坦，但不是一群巴勒斯坦人在这里生活，这里才叫巴勒斯坦，而是因为这块地方叫巴勒斯坦才把在这里生活的非犹太人叫作巴勒斯坦人。这下问题就麻烦了。用自古以来来说事儿吧，只能越弄越麻烦。因为按自古以来来说事儿，在更早的时候，这里其实也不是犹太人的，而是迦南人的。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就是在适当尊重历史的同时，以现实为基础，对历史进行切割，从而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现实解决方案。而这件事情，只能按照现代国际法准则，由一个权威的国际机构来做。孙立平：仇恨与炮火背后人们那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是读三篇文章后的一些感想。这三篇文章，一篇是原哈马斯领袖谢赫·哈珊·约瑟夫的儿子摩萨·哈珊·约瑟夫的《我不再是仇恨的炮灰》，一篇是以色列预备役少校军官尼尔·阿维沙伊·科恩在回国参战的路上写就的《我在回国参战的路上，但巴勒斯坦不是敌人》，还有一篇是一位曾经在耶路撒冷做了15个月田野调研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对巴以冲突，我不像别人那么悲观》。这三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三位每个人都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要么身在其中，要么近身观察。第二，这三位，特别是前两者，虽然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态度都比较平和，努力在讲述自己心中的道理。这样，我们就可以窥见到在仇恨和炮火后面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孙立平：欧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杀的？

说欧洲是历史上战争最频仍的一个大洲，应该没有人反对。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在欧洲，主战场也都是在欧洲，历史上各种名目的战争更是不可胜数。在欧洲内部，有人统计过，在二战之前的1000年间里，只有15年的和平时光。但就是这样一个欧洲，在二战后却一直没怎么打仗，直到九十年代爆发的南斯拉夫内战和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

而从历史的眼光看，尽管当今世界上也仍然是冲突不断，战争也时有发生，但从总体来说，有两个趋势是明显的。第一，总体上说，战争的次数在减少。第二，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武力的冲突越少。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赫拉利的一句话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解释：战争与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