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朝廷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开设了经济特科。所谓的“经济特科”其实也是一次科举考试，只不过侧重点在经济上，这次考试广东人梁士诒位居榜首，不过到了慈禧那儿，非但没有得了状元之名，而且还差点丢了命。



当时的慈禧对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位维新派首领可谓是恨之入骨，偏偏梁士诒投错了胎，摊上“梁”这个倒霉的姓。更不凑巧的是，康有为原名祖诒，也和梁士诒扯上了“关系”。
慈禧一看这个情况，火不打一处来，说：“此人是不是梁启超的本家？”大臣谁也不敢回话，末了梁士诒虽捡回了小命但却失去了状元的名号。其实，梁士诒是广东省三水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虽是同姓，却不是本家，慈禧的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
客观地说，梁士诒在经济上确实有才，他后来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于光绪二十九年成了袁世凯的幕僚。1907年，梁士诒出任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帮理。


辛亥革命后，梁士诒又出任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一直被袁世凯视为心腹，也是北洋的钱袋子。梁士诒的理财能力是出了名的，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是北京城里仅次于袁世凯最能干、最有影响力的人。 这说明，民国初年，梁士诒已经在中国政坛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同时，梁士诒还是北京粤派首领，为了加重自身的政治资本，他于1915年组建了公民党。 这个体系虽然十分复杂，人员出身也各不相同，但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民国初年的竞选中，各派系都极力拉拢他。梁士诒为了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也为自己能捞到更大的政治利益，他为袁世凯复辟奔走呼号，利用公民党为袁世凯效犬马之劳。






同时，他还增发交通银行纸币三千多万元，在经济上支持袁世凯。此举引起了纸币贬值，百姓深受其害。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梁士诒在一片声讨中离开北京逃亡香港。
自1906年到1916年期间，梁士诒担任过很多要职，他在交通官僚机构中营建了一张巨大的势力网，这一政治势力网在他从政府引退后一直持续到1924年。直系、皖系、奉系、桂系和梁士诒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人们也称梁士诒的政治集团为“交通系”。
交通系影响最广的便是金融界，它对交通银行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府的经济。除了交通银行外，梁士诒还组织了其他几家私人银行，包括当时最重要的一些银行，如金城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






1920年，梁士诒担任国内公债局总理，这个机构是为重新调整内债以恢复政府的信誉而建立的，他本人不仅是交通银行的董事，还在6家私人银行任董事会董事。
交通系的其他骨干成员，也在这几家银行中担任董事职务。由于梁士诒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事了如此重大的经济活动，所以被世人称为“乱世财神”。1918年，梁士诒返回北京出任安福国会参议院议长。
1921年12月又倚靠奉系，出任国务总理，次年，奉系战败逃亡日本。1925年梁士诒又任段祺瑞政府交通银行总理。1927年，因反对革命军北伐，遭到通缉，1933年梁士诒死于上海。


不可否认，梁士诒在理财上有突出的才能，也在一段时期内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过贡献。但整体而言，还是过大于功，尤其是认贼作父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开历史的倒车。其后又倚靠各方势力，谋取政治利益，几上几下，终无所成。



梁士诒是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后来被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一个很好的职务，对自己的前程很有帮助，但是清朝已经走向灭绝的边缘，所以他和袁世凯走到了一起。
作为清朝年间拥有共鸣的人，他对清朝没有什么感情，曾经参与过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的活动。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得到了袁世凯的更大重要，担任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还曾经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理以及财政部次长，最高职务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职务。
梁士诒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他有攻来功劳也有过错，对于他的功过还是等待历史的评判。梁士诒最主要的成就在于交通和财政，可以说他是在旧时代交通系统建设的领导人物，对于我国交通事业也有很大的贡献。










梁士诒墓现在还存在，就在现在的广东佛山三水区白坭冈头村，梁士诒墓建于民国二十二年，是当地比较流行的圆上坟结构。梁士诒墓整体是以灰沙夯筑，体现出了现代的特点。
梁士诒墓前建有碑亭，墓的整体还有墓道和石牌坊，整座墓地还是比较宏大的。他的墓地有段祺瑞所题“将相联辉”。梁士诒墓建设在一个小山丘之上，在这里环境有没，古木参天，宁静肃穆。说到规模，整个目的占地面积约达到了六千平方米，在现在来说是比较奢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