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停滞的30年，人们注意到两点。第一，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期，但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和萧条。第二，尽管经历了漫长的经济衰退，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原因何在？在停滞发生前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进入停滞期后物价大体保持稳定，可能是两个重要原因。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45年二战结束时，日本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其战后的经济发展始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到1955年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其经济增长率大约年均为10%。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5-1964年这10年。有人将这10年称之为日本的第一次消费革命。其时，机电技术革命开始转化为一系列的家电产品，并由此引起一场消费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被称之为旧三大件的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迅速普及。

此前的大规模设备投资形成了巨大的产能，但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成为制约消费的瓶颈。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助推这场消费革命。1967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前完成，实现了国民收入翻一倍的目标。到1970年，日本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

这次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助推了以旧三大件为主的战后日本第一次消费革命，而且也启动了以新三大件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革命。新三大件就是汽车、彩电和空调，其普及的时间大致为1965-1974年。而这次消费革命与国民收入的提高是分不开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20万-25万日元，当时的小汽车每辆平均售价约为100万日元。

这样，在国民收入提高与消费革命的互相助推中，日本实现了一段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

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到广场协定的前一年，即1984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0978美元。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们的启示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与当时的日本虽然不尽相同，但也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因此，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

我想把我的一些基本看法先用四句话概括一下：中国超高速增长已经告一段落，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但发展潜力仍在，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把收入倍增问题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其意义之所在。

下面解释一下这四句话。

第一句，中国超高速增长已经告一段落。几年前，就有一个三期叠加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当时讲的原因是，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等基数增大，支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不管原因是什么吧，减速换挡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第二句，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以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巨大产能已经形成的今天，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据估算，中国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就需要投资约9块钱，而10年前只需不到5块钱，在20世纪90年代需要的投资则略高于3块钱。

第三句，发展潜力仍在。我以前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现在处于减速换挡的阶段，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完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完成，全球化的过程没有真正完成，地区之间尚存在着巨大差异，城乡居民消费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

第四句，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实现发展模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即从以投资为中心的模式向以消费为中心模式的转变。克鲁格曼说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以不断增长的消费替代不可持续的投资。

而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结构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国民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的分配比例，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这就是我们要重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