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如何开口

如果没有那个意外，回想那些留学的日子，小穗感觉无忧无虑得像是生活在“乌托邦”——高中在美国，大学去了加拿大，没有国内公立教育那样过多的管束，足够的资本堆砌起充沛的自由。读的都是很贵的学校，大学学费一年三十多万人民币，她独自住一间月租上万的房子，还有一只小猫。猫粮直接买宠物店最贵的，夜晚在朋友的德扑牌局豪掷三万现金，突然想去波士顿就随手买张第二天的机票。她自如地游走在各式社交场，被很多人追，过去二十年的人生顺遂到易如反掌。

得知家里的变故是在一个多月前，她像平常一样，问爸爸要一万多元的生活费，钱延迟了两周才打过来。有点不对，之前五六万都是随便给的。留学之后父女俩沟通不多，爸爸是那种沉默的人，显然不会主动说什么，她一点点追问，为什么这么晚打钱？这两天怎么没有出差，不需要跑客户吗？

情况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期。家族企业是做高新科技的，并不主要面向民众，从去年疫情还没放开的时候，生意就慢慢变得艰难。没有开单，工资一直要支出，资金链最终在今年出现问题，爸爸说，家里现在所有人都很困难。

细细回想那些隐藏的危险信号，一切也不是无迹可寻。今年春节回家，因为赖床，小穗被爸爸抓去公司上班——唯一的亲哥哥不擅长社交，虽然才大二，她清楚自己身上寄托了继承家族企业的厚望。过年时候公司在裁员，有点冷清；爸爸在家吃饭的次数也变多了，以往都是在喜欢的饭店充个几十万，直接签单。

“不该问的不多问，爸爸想让我知道的会告诉我”，父母离异，在家族生活里，小穗早早习得了这样的分寸感。又或许是临走前家人给了两打一万美元的现金，释放出错误的信号。他们当时安慰她，“疫情结束了，马上就能变好了”。

当下，还来不及消化，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摆在眼前——爸爸说，如果我们家不行了，休学一个学期可以吗？她的第一反应是不信。好歹是家上市公司，在北京车房都不缺，留学断供怎么会断到自己头上呢？她内心还是有骄傲在的，“我高中就出国了，不是本科”。

凌晨独自躺在床上，小穗望着天花板，头脑里过去和未来反复交错。留学的片段闪过，旅行、购物，和朋友在象牙塔里，像做梦一样没有忧愁；很快又坠入现实的深渊，最坏最坏到家里破产，是不是要转学回国内，甚至重新参加高考？难眠的夜，有时候需要褪黑素才能睡着。

小穗决定暑假先回国，面对未知的现实。她开始有意切断加拿大的社交关系，避免交流，包括那些簇拥着她的男生——来聊天的，已读不回；约她出去吃饭打牌的，都拒绝，“最近有点累，输太多了戒赌”；有人提出要来照顾她，她婉拒了，“我的猫不方便见人”。

很小就出国读书，这个年轻女孩能在社交场中一眼识别“阶级”的差异，也提前感知到家庭的滑落意味着什么，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底气。“其实追我的男生也会看（家庭情况）的”。

这个变故成了她的秘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起在美国读高中的闺蜜，一个暧昧的男生，不包括社交场的朋友和妈妈。她猜想，妈妈知道了也肯定不会信，“家里那么大个公司”，还可能会找爸爸麻烦。其实那个暧昧的男生也不信，“他觉得我一晚上能花三万出去，我家肯定不可能（到这样的程度）”。

生活还维持着体面，过山车一样反复的情绪，都丢在社交媒体的小号上。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快承受不住了，想跳进海里，生病也不想去医院；有时候又觉得自己那么小就独自生活，校园暴力都挺过来了，现在也会没问题的。

她两个月没有打牌了，也前所未有地开始做饭，靠之前的存款生活。这让她突然共情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外的人——那些月薪只有几千块，扣完房租就剩不了多少的人，好像能感受他们的处境了。

一万多一个月的房子现在还在续租着，在加拿大养的小猫暂时交给那个暧昧过的男生寄养，她没有向其他的朋友告别，不知道如何开口。

当断供危机蔓延到中产阶层

小穗本来觉得她所在的圈层再“安全”不过了，身边的人没有听说过类似的遭遇，她觉得那是更普通的中产家庭可能会遇到的。

在她的观察中，留学生的社交圈存在明确而严苛的“鄙视链”。金字塔顶端是家境殷实的二代们，再者是像她那样“家里有矿”，做实业的，然后是卖房供孩子读书的工薪阶层。教育背景也是身份标签——她更愿意和同样美高出身的人一起玩，然后是加拿大高中背景，那里学费更便宜，再者是国内的国际高中、公立学校。

像是突然从乌托邦回到现实，“大厦将倾，我们不过是一粒尘埃”，现在她这样说。

像她感慨的，过去三年，外部环境的低迷无差别地蔓延到了一些中产家庭。冲击的原因千差万别，有家庭投资餐饮业几乎赔光了，还要继续填窟窿；有家里做工程的，项目少了，原来拖欠的工程款收不回来；有人家里的长辈因为生意上的事身陷囹圄，还有的因为老人生重病，投入太多救治成本，加上进出口、消费低迷，家里的服装生意更加不堪重负。

坠落是断裂式的。身陷危机的中产家庭在面临选择。因为高额的成本，留学成了首先被割舍的选项之一。

被妈妈告知“家里投资亏没了”，是在两年前的夏天，小米原本准备晚上去喝酒蹦迪，这个上海女孩热爱各种社交活动。入学第一年赶上疫情，她憋在家里上了一年网课之后，政策稍微松动，正准备飞往美国，开启人生新篇章。

“什么东西？”她真以为妈妈在开玩笑。太吓人了，她取消了晚上的活动。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不久后，选完下一学期的课，要付三万美金的课程费，小米找妈妈要银行卡信息，得到了意外的答复，“你们学校有没有分期支付？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

课程费一直拖到截止日也没交上，好不容易抢到的课只能退了。休学是她提的，那是个有点生气又无奈的决定，她才19岁，为什么书突然读不了了？她甚至还没有真正体验过留学生活。在国内上网课认识的同学，纷纷从全国各地坐上了出国的飞机，她签证都办好了，却停在了原地。

同学们开始新生活，在群里聊校园生活的日常。她封闭在房间里，谁也不理，一天就吃一顿饭，电脑里所有的游戏都打了一遍。她原本是个喜欢运动的人，那段时间闷着不动胖了许多。最难的时候，弟弟也从国际小学转到了公立学校。那些遥远的生活刺激着她，怎么大家都过得那么好？

等到她终于决定面对，从那个封闭的房间走出来，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她和妈妈有了一次正式的谈话。妈妈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卖掉那套上海市中心的房子，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房子和留学一同，被放在了天平的两端。小穗也面临过类似的选择，爸爸提出，如果卖掉一套房子，她不用回家面对那些不确定，虽然生活质量未知，至少可以继续留下来。但她不能接受自己变成“靠卖房供孩子读书”的阶层，房子是中产家庭的自尊心。

在那次谈话中，小米也是反对的。她认识那样的朋友，小康家庭，疫情一年拖垮了，卖了一套房，几百万刚刚好能供她完成本科学业。朋友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压力很大，每一门功课都不能落下。“有一种砸锅卖铁去上学的感觉，好像他们为了我的梦想一定要怎样，我不愿意”，她不好意思让父母再花那么多钱了。

更准确地说，家里四套房子，如果是卖郊区那套便宜的，她或许就接受了。但妈妈觉得，卖市中心那套是更合适的选择，能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好转，也能让她舒服地在国外读完本科。但小米宁愿等经济回暖，或者不出国留学了。她对老房子还有情感上的依恋，另外，这个选择也会显得有一点“落魄”。

休学还是撑下去？

再过几个月，小米的学籍保留就要到最后期限了。她已经在家休学了两年，这个毕业季刷朋友圈，看到入学时认识的朋友拍了毕业照，对方提前一年读完了大学，“他们都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我书还没开始读呢”，他们的生活轨迹走向不同的分岔路，她没有点赞。

在美国的同学时不时问她，什么时候来？她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看情况。没有和父母说起过这些伤心，她猜测大概家人也在逃避这个话题。家人一致保持了沉默，爸爸在客厅里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她也在房间里抽烟，投资失败像是房间里的大象，没有人去触碰，情绪各自消化。

“爸妈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也可能对我（休学）有愧疚，他们不愿意把过多的担忧加在我身上”，小米这样理解那段时间的压抑和沉默，她也试图自己寻找出路，“人还是要向前看”。

对比两年前即将去美国的自己，21岁小米不再那么张扬了——社交活动一个不落下，参加很多不必要的局，不把钱当钱花。现在，她更专注自己。“经历了一点生活的毒打，不再那么盲目乐观。”

首先是不想再找家里要钱了，她找过几份留学相关的实习，虽然和她的专业生物医学工程完全无关，但一个月几千的收入至少可以覆盖自己的开销。

她研究过各种“出路”，或许在国内读书不用花这么多钱？去中外合资的大学，像西交利物浦、昆山杜克，但学费不便宜，重新申请的难度也很大；读国内的大学呢？她高中上的国际学校，没有高中文凭，中介说这样只能从大专开始读，她完全不能接受。

“总归是有一点心高气傲”。从一个QS（一项世界范围内认可度较高的大学排行榜）前百的学校到大专，小米宁愿不要这个学历。也许有人出去是为了镀个金，然后回去继承家业，她不是。

她从小成绩一直在上游，中考能去上海一所非常好的公立高中，但她不喜欢应试的氛围，选择了现在的路，原本计划从一个好学校毕业，成为找到好工作或留美的跳板。现在她偶尔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当时选择了公立学校，而不是国际高中，至少能考进本科吧，遭遇风险付出的代价是否会小一点呢？

和小米的纠结不同，当时同样19岁的桑桑选择留下来。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留下，她几乎没有退路。去年家里突遭变故，断了经济来源，正在美国读书的她很快认清了现实：如果回家，什么都没有了——没有家族企业可以继承。等着她的除了要上学的弟弟，还有手足无措的全职妈妈，读书是她唯一能抓住的出路。

她的学费一半来自助学金，另一半和生活费一起要靠自己挣。除此之外，还要承接家人的情绪，现在她是妈妈唯一能倾诉的人。

那个学期，她同时在打五份工。留学生打工时长有限制，她就给富二代同学补课，按小时收费，这样能私下转账，不受时长限制。甚至上课也变成了浪费时间的事，她不去课堂了，而是花了一百多刀买了学习网站上的课程，自己调进度。即便如此，一天下来能留给她睡觉的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

许多额外的支出，她都斩断了。吃饭上节省，午饭要么蹭同学的饭卡，或者自己做，要么饿到晚上吃一顿，偶尔吃点好的——仅限于20美金以下的那种。富二代同学没事开着车去纽约波士顿玩，她不参与，去趟波士顿起码路费就要一百多呢。家里发生了什么她没有细说，只是模糊地讲，“哎呀，你们也知道的，我没钱”。

“我想提前一年读完本科，少一年就能节省一年的生活费学费，而且学费一直在涨。”桑桑讲话的语速极快，噼里啪啦，像她的日常生活一样，仿佛安上了加速器。

这个暑假，她才结束大二，已经在准备申请研究生。同时还在学校打工，带大一新生参观校园、听讲座，有时候一天能工作17个小时，她调侃，“早知道这么累，我就去波士顿的华人餐馆打黑工了”。她原本想找本专业精算相关的实习，但投出一两百份简历都石沉大海，接受这份实习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三个月能给4500美金。

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桑桑反而觉得轻松，能自动屏蔽掉那些糟心事，不给自己时间胡思乱想。其实她也一度不知道如何应对，刻意减少和家里的联系，但晚上还是不敢睡太深，尤其害怕妈妈半夜隔着时差打来电话，总觉得又有不好的事发生了。

那些不愁生计的“富二代”朋友们，经历“浑浑噩噩”的人生也是种幸福吧。桑桑觉得，自己在走上另外一条路，门门功课都想着拿好成绩，靠自己规划未来的每一步。她觉得这样的状态也挺好，“不把你逼到（没有）退路，就没有办法把潜能全部激发出来。”

直到事情发生后半年，去年冬天，崩溃才后知后觉地浮现。那天桑桑刚考完，觉得自己没有发挥好。外面下着雪，妈妈的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说起家里等待处理的麻烦事。所有的坏消息那一刻都压在了她身上。回到宿舍没有人在，感觉自己好累，她终于扛不住了，哭了好久，哭着哭着迷迷糊糊睡着了。

●留学的日子里，随手拍下的风景照。

被拔起的“锚”

什么时候开始，能真正接受现实呢？两年过去了，小米依旧没有完全接受，过去的骄傲还和那套市中心的房子绑在一起。她想，大概要等到真的同意房子卖出去的那一天吧。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相比物质层面的降级，心理上真正接受生活的变故更艰难、这是无比漫长的、与自己和解的过程。

一位在澳洲遭遇过断供的留学生说，回国一年多，她心里一直有个锚留在那儿。贵重的衣物放在房东那儿保管着，每月付10美金。直到去年，拜托朋友照顾的小狗因为器官衰竭死亡，她愣了好久，锚被拔起来了，她意识到要向前走，不能停留在过去了。

现在她已经找到了工作，却还是怀念读书的日子。休学回国的两年，在国外读书的朋友已经在申请博士了，她觉得自卑，“我和她们的差距越来越远了”。断供之前她已经拿到了理想大学的研究生offer，原本也可以读到硕士、博士的。

留学代表着什么？和我们聊过的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们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是无忧愁的乌托邦，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桥梁。

对小鱼来说，留学是关于东京的都市童话，住在日剧里那样的昂贵公寓，在“亚洲最贵”的银座逛街，偶遇帅气的男演员。童话还没开始就破灭了，因为家族企业的危机，她从国际高中转到了当地一所职业高中。

●转到职业高中的转学证明。

像是“小狗进了狼窝”，一群”衣衫不整“的同学围着盯着她看，她觉得他们像怪物，也感觉自己被当成怪物了。没什么人好好听课，考试考到一半，老师开始念答案，她气得提前交卷走人，感觉受到了侮辱。那一阵她天天给妈妈打电话哭，在学校待了几周就回了家。她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

但很快，高中生小鱼还是接受了现实。“妹妹还在上初中，收入受这么大影响还逼着他俩给我送到日本，有点不负责任”。作为长女，她总觉得和家族企业命运相连。或许是从小习惯了，帮爸爸整理、打印公司的材料，去工地，从堆成小山的沙子上滑下来，那是她童年的游乐园。

爸妈年纪大了，这是去年小鱼明显感受到的。他们经常头疼、腰疼，和厂里和年轻人说话，那些流行词汇不懂，节奏也跟不上了，她就在一帮给父母解释。或许再过一两年，就要靠她继承家业了——父母总念叨这事儿，刚成年的她压力不小。

●以前和国际高中的同学们一起玩游戏。

家族的命运摆在更前面。这个暑假，小穗也决定从加拿大回国，给家族企业帮忙。出事之后，寡言的爸爸少见地安慰她，“没关系，你无论怎样爸爸都会尽全力支持”，她有点感动，“还是有很多人爱你的”。

最近几个月，小穗一直挺有负罪感。她估算了一下，为了供养她留学，花费了两三百万，都是爸爸独自负担。过去自己的人生拥有了太多，无论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她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家庭带给她的。学历固然重要，但公司恢复正常运转，生活才能回到原本的轨道上。他们的命运相连。

度过这个炎热的暑假，故事的主人公们未来的生活将会各自明朗。休学了两年的小米大概是要放弃美国的学籍了，她从未真正经历的美国校园生活，也不会体验了。最近父母把那套市中心的房子清理完了，准备挂牌出售。

也有好消息。家里的情况在好转，气氛没那么压抑，家人之间话也多了起来，弟弟暂停的编程、机器人兴趣班又开始恢复了。留学机构的同事帮她设想了一个可行的方向——去一个相对美国消费更低的地方，可能香港会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能申请到一个她相对满意的、QS排名比较高的学校。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申请季，桑桑这个暑假也没有喘息。她逐渐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家人的联系也恢复到两三天一次。家人的状况也在好转，妈妈最近告诉她，因为每天锻炼，她现在都已经有马甲线了。

同样等待入学的还有职高毕业的小鱼，结束了春季高考，可选择的只有本地的大专，她在报志愿等待入学，不过对此也没有太多期待，只要分儿够，有学校能要她就OK了。

从加拿大回国之前，小穗把一头金发染回了深色，“金发代表了自由，什么都不用考虑，回国工作什么都要考虑”。她还是按照原来的习惯，给家人买了很多衣服之类的礼物，没有办法，每次都带。

回到北京，她不再找家里要钱，而是卖掉了自己喜欢的BV、MIUMIU的首饰。休学与否的决定迫在眉睫，要不要开口问叔叔资助学费呢？这大概又会成为爸爸经济和人情的双重负担，她又陷入了新的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