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大如社会，小如个人，可以说，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面对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没有达到应该可以达到的应有状态。
问题当然是问题，是应当努力解决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可怕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更进一步说，很多比较严重的问题，恰恰是由解决前序问题的方式造成的。
记得多年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有时玩具坏了，我也曾试图自己给修一修。修是对的，但不容易。最基本的一点，安装时得记得哪个零件在哪里，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这时细致和耐心就很重要。但我恰恰是一个没有细致和耐心的人。于是情形往往是，拆开了，装不回去。这时，人往往容易气急败坏，结果，再粗暴地弄几下，彻底坏了，最终进了垃圾桶。
我们还可以用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做个例子。
不平等或贫富差距问题，是我们当今时代任何社会中都会面对的问题。而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比我们原来的想象都更要源远流长。过去，我们总是将远古的时代想象成一个平等的乐园。但近些年来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事情并非如此：一些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古代社会和早期的农耕村落，其财富不平等程度要比大多数学者通常以为的更严重。这说明，在人类社会中，不平等有着极深的底层逻辑。
巨大的贫富差距，肯定与我们内心里的愿景相悖。因此，尽可能地去缩小贫富差距，就成为人们努力的目标。
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通常，我们都更加重视问题本身，但同时往往忽略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比问题本身更为重要。如果解决问题的方式错了，其所造成的恶果，往往比问题本身更为严重。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在概率上，解决问题的方式错的可能性就更大。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的解决方式可能同时有若干种。在这当中，可能只有一种是对的，其他可能都是错的。所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犯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第二，在面对若干种可能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错的方式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因为在若干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之中，往往是最理想、最激进的方式最有吸引力，最可能成为现实的选择。
还是用不平等或贫富差距的事情来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教授写过一本书，题目是《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拉丁美洲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一个地方，但同时贫富差距也举世瞩目。于是，民粹主义思潮一波波袭来，政治强人们利用这些思潮，采取短视的民粹主义政策，结果是将这些国家的经济带入停滞的泥沼。去年世界杯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孙立平：阿根廷：令人赞叹的足球，令人唏嘘的国家》，可以参考。
最麻烦的是选择中的两难状态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凸显出来的。有的朋友还会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写过很多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所谓的断裂三部曲，《断裂》、《失衡》、《博弈》，就是对那时贫富问题的分析。与很多衷心拥护改革的朋友不同，他们总是想撇清贫富差距与改革的关系，而我倒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与改革相伴随的。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点，想办法去解决就是了。
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从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我们就面临着内需不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与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分不开的。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处在快速经济起飞的时期，民营经济也是处在刚刚开始发育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贫富差距的适度容许又是必要的。
这里重要的是，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用一种能权衡利弊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从而一方面保证利益的大体均衡，另一方面又能确保社会的活力与发展的动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抹黑民营企业的舆论甚嚣尘上。于是，一些民营企业战战兢兢，不敢投资，不敢做长远规划，结果是，造成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甚至连一些原来对民营企业喊打喊杀的年轻人也不得不面对失业的威胁。于是，有人主张追究某些对民营企业喊打喊杀的人的责任，其实这大可不必，但那股思潮的影响确实难辞其咎。
而现在，似乎又在往另一个极端上走。为了拼经济，我们不时听到这样的声音：“谁砸了企业的饭碗，我们就砸谁的饭碗。”有的地方更是用文件规定：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前些天我写了一篇文章，《您少说一句，人们就踏实一分》。其实，只要有了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法治能够真正起作用，又何必在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
再重复一遍：有时可怕的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包括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的债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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