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了《两本将我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的书》。说的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老实说，那两本书中所讲的，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不异于天方夜谭。因为与我们当时的现实反差太大了。就说一点吧，那时连瓶装啤酒都难以买到，其余的可想而知。
不说这个了。这里我想探讨一下，那个年代的希望是哪里来的？发展的动力是哪里来的？太宏观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我们就不说了，我主要想捋一捋那时发展的动力是来自哪里。
那是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第一波。1977年，中国的GDP是3250亿元，人均344.48元，GDP增长速度是7.6%。当年，在全球188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人均名义GDP排名位居第172位，倒数第17位，印度比中国高1位，位列第171位。从1978年到1988年的11年时间里，中国GDP从3250亿元增加到15180.40亿元。其中有6年GDP增长超过10%。人均GDP增长有三年超过10%。可以说，这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时期。
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时期的发展动力，其实是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这三个因素分别是：初步改革造就的体制弹性、劳动力红利和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
先说初步改革造就的体制弹性。当然，那时的改革是很初步的。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当时有一篇风靡全国的小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在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其实，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改革英雄乔厂长的改革，无非是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建立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奖惩制度而已。换句话说，不过是使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恢复了正常而已。但在当时，已经是石破天惊。
其实，当时的改革，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体制改革，更主要的在具体的规章制度层面的，如恢复工资调整制度、奖金制度，有的甚至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在企业层面，有的开始实行企业承包制等。实行这些改革的目的无非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真正说得上是体制改革的，是这时候开始在一些领域允许个体经营，出现了一批个体户。这也可以看作是私营企业的萌芽。
再说劳动力红利。最近看到一组数据，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从一个方面看，这是就业压力，从另一个方面看，就是劳动力红利。通过各种措施，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城市经济中，增加了2000多万的劳动力，增加了2000多万创造财富的人。还值得一提的，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这就又意味着一个更大数量的劳动力转入到工业和服务业中。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一个好的社会是将这样的潜能发挥出来。8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个人口红利是分不开的。
最后说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改革前的短缺与匮乏不用多说了，最有象征性的就是票证制度。当时的票证种类繁多，有粮票、布票、油票、棉花票、鱼票、肉票、煤油票、甚至火柴票……在当年，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因此，那是一个生活补课的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1985年前后，凭证凭票供应的除粮、油及电视机、自行车、洗衣机等大宗商品外，其他各类商品基本上已经基本敞开供应。直到1993年，粮票正式谢幕。中国基本与匮乏时代告别。
而消费之所以能成为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第一，当时百废待兴，处于典型的匮乏阶段，什么都缺，人们什么都想买，都需要买，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第二，那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普通民众。有学者把这叫作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那时贫富差距是不是开始扩大？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个人能力的收入差距，二是官倒。但总起来说，当时的贫富差距不是太突出。
写到这里，我应该说明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了，其实这是我想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变化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用现在三驾马车的说法来说，那时的出口还谈不上，投资的作用也很有限，因为没钱。真正起作用的，是我前面分析的三个因素：体制弹性、劳动力、消费。这对于认识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有点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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