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改变不仅仅会影响阿拉伯世界，也会影响整个世界，包括正在中东国家跃跃欲试的中国公司。（图/视觉中国）

2016年4月，时任沙特阿拉伯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接受了《经济学人》杂志长达五个小时的专访。他的父亲老萨勒曼在2015年成为新国王，继位不到几个小时，小萨勒曼就被委以国防部长的要职。
《经济学人》的专访是跻身权利中央的小萨勒曼第一次面向海外媒体呈现自己，面对这个1985年出生的年轻人，西方世界既充满好奇，又惴惴不安。
相比《经济学人》更感兴趣的政治和地缘冲突话题，小萨勒曼反倒谈及了大量关于财政收入多元化、经济结构转型的长远愿景。
尽管小萨勒曼并非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事实上已经左右着这个拥有全球16%石油探明储量的国家。其本人的复杂性与话题性，也如同位于十字路口的阿拉伯世界一样被反复讨论，他有着丰富的西方生活经历，有传闻说他沉迷《使命召唤》游戏，但他又是西方媒体口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就连《经济学人》对他的评价也时常迥异，既有过“世界上最危险的千禧一代（One of the world’s most dangerous millennials）[4]”这样的评价，但又说他“聪明、有野心、且乐于接受新的观念（Intelligent, ambitious and willing to entertain new ideas）”。
2016年小萨勒曼接受采访时，时值油价下探到35美元，沙特财政赤字暴涨。同一时间，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IPO计划甚嚣尘上。以此为契机，小萨勒曼向《经济学人》表达了沙特对摆脱石油依赖，吸引海外投资的目标。正如他在访谈中说[1]：
波音、空客、通用电气、通用、索尼这些大公司都在沙特市场，所有大型银行都在沙特开设了分行。我不是刚刚对世界开放，我已经对世界开放了（I’m not just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I’m already open to the world）。
大多数人在当时可能都低估了小萨勒曼的改革意志，年轻王子的愿景不仅仅是摆脱对石油的财政依赖，而是将沙特与数字化、新能源、高科技这些性感词汇绑定在一起，打造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就像“沙特2030愿景”网站上那一行最显眼的大字一样：A story of transformation。
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几十年来，以海合会（GCC，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为代表的阿拉伯世界，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收入充盈着国库。但当碳中和和数字化成为迫在眉睫的历史进程，在后石油时代如何参与全球商业，便成了一个严肃的命题。
这些改变不仅仅会影响阿拉伯世界，也会影响整个世界，包括正在中东国家跃跃欲试的中国公司。

在旧世界里建设新世界

在沙特地图的西北角，毗邻埃及西奈半岛和以色列度假小镇埃拉特的沿海地带，驻扎着一连串正在昼夜施工的建筑团队。按照小萨勒曼的构想，这里将成为一个以人工月球和飞行出租车为特色的未来之城。
这座城市被称为Neom，来自希腊语neos（新）和阿拉伯语mustaqbal（未来）的组合。
这个名字的另一层隐喻或许在于，无论小萨勒曼身上集中了多少争议，他都将在沙特的权力中心长袖善舞至少几十年时间，并将用他大胆的数字化蓝图，深刻地塑造沙特的国际影响力。
Neom无疑是沙特未来愿景计划中最耀眼的一颗宝石，其投资额高达5000亿美元，即便对沙特这种国家来说也有点贵。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Neom的官方网站上，“投资”按钮被放在了极其显眼的位置。
虽然听上去过分的天马行空，但这座沙漠中的新城市其实一直在夜以继日的建设，甚至参与者中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中国身影。既有中字头的基建企业，也有不少老牌和新生代的科技公司。
充满想象与商机的Neom新城，是中东面向未来转型的一个缩影。虽然后石油时代”的改革在中东国家并不是新话题，但长期以来各国官方的实际动作并不多——直到碳中和和数字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他们也感到了新时代的迫近。
正如《经济学人》评价：经过了几十年的空想，中东世界终于开始了真实的改革。
例如，在沙特，女性自2018年起被允许开车；1980年代以来被禁止的电影院，也于同年重新开放——《黑豹》成为了沙特的第一部“引进片”；在阿联酋，官方开始为非穆斯林进行公证婚姻，并允许未婚夫妇同居。
在税收层面，海湾国家也开始“与国际接轨”。海合会中的四个成员国开始征收增值税，阿联酋开始征收公司税。
如果说这些社会风貌层面的改革，是为了展示一个现代化的中东形象；那么一系列从顶层设计、到资本运作、再到数字化基建的大型计划，则是中东国家面对“后石油时代焦虑”，再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新引擎的强烈愿望。
小萨勒曼的另一个身份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的董事会主席，PIF是沙特四大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在2015年小萨勒曼掌舵之后，这支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的基金先后投资了Uber、三星电子、特斯拉，以及“特斯拉最大竞争对手”Lucid。
在这张巨大的投资版图里，甚至还包括了波音、星巴克、迪士尼和任天堂。
2016年，孙正义和软银旗下的银愿景基金一期宣布成立，全球舆论惊讶的发现，450亿美元的出资来自PIF。
2015年6月，沙特证券交易所Tadawul正式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这一经济自由化的举措被视为沙特向多元化经济体转型的一个重要信号，2019年12月，沙特阿美正式在Tadawul上市。作为石油世界一个具象化的庞然大物，沙特阿美控制的原油储量是埃克森美孚的十倍多——后者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私营石油公司。
目前，全球每八桶原油，就有一桶产自沙特。
对海外投资者来说，面对这样一家市值一度超过苹果的巨型企业，虽然它的上市地点有些偏僻，但依然有必要参与。而站在沙特的角度，如果他们想吸引海外投资者与企业进入沙特，没有比沙特阿美更好的筹码和样板。
另外，在推动沙特阿美上市期间，沙特还谋划出售其5%股权，用这笔钱通过PIF投资非石油行业。
无论是Neom新城，还是总额高达两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或是沙特阿美的历史性IPO，都是“沙特2030愿景”中重要的组成环节。这个计划在2016年颁布，也是小萨勒曼在媒体面前抛头露脸的契机。
当时，80岁高龄的萨勒曼国王专门做了一次面向民众的讲话，呼吁全体沙特人民齐心支持，以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大西洋月刊》曾在报道中这样评价[6]：“这个王国就像一艘燃烧石油的巨型油轮，船长知道前方海域危机四伏，但改变航程却没那么容易。”
沙特人显然也清晰地认识到，改革的难处并不是从零开始建设新世界，而是在旧世界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面对古老中东的转身，新生代的船长已经早早开始运筹帷幄。

中东的转身

2022年2月，400多名来自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商界人士来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参加一项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投资峰会。来宾包括摩根大通CEO Jamie Dimon，高盛的David Solomon和黑石集团领导人、同时也是畅销书作者的斯蒂芬·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
在“沙特2030愿景”的构想中，沙特的改革目标不仅仅是改变社会风貌，而是让海外投资者深度参与沙特的经济转型，最终打造出一个摆脱对石油依赖的现代化经济体。
2030方案中，沙特将鼓励外国人创办中小企业，依靠外资发展新兴产业，新能源和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化是关键词。最终的目标是到2030年，沙特非石油收入由2015年的435亿美元增至2666亿美元，非石油出口比重从16％增长到50％。



类似的转型计划在阿拉伯世界只多不少，想要深度参与中东前沿科技投资并坐上产业牌桌的国家不只一个，其中就有中国。
一个典型案例是PIF与富士康的合作，双方在沙特成立了一个名为Ceer的电动车品牌，力争在2025年实现交付。另外，特斯拉的美国竞争对手Lucid在接受PIF投资后，也宣布将在沙特建设工厂。
然而，这并不容易。
东亚国家在战后的工业化曾是经济学界反复研究的蓝本，受战争影响更小的拉美国家反而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在1980年代推出了“5年投资372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超过一半资金是举借外债。
但由于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弱，出口卖得并不好，最终功亏一篑。由于债台高筑，整个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极其脆弱。
对于阿拉伯世界来说，由于石油的存在，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地不足的技术设施建设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以制造业极其依赖的供应链为例，折射出的产业短板在中东并不鲜见。华为云中东中亚云业务部总裁戴伯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沙特）整个国家生气盎然，到处都在搞建设，就如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般。但另一方面，本地的基础设施和产业供应链仍有短板，中国的数字化经验或许可以为中东提供参考。”
的确，打开中东国家的各类“2030愿景”，其最为迫切改变的正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薄弱现状。
举例来说，比如大量带宽消耗的直播、视频会议等应用，需要极高的网络基建和运营商服务能力。但伴随着海外企业与中东的绑定愈发深入，对数据中心，云计算这类“数字基础设施”的需求缺口会越来越大。
几年前，小萨勒曼掌舵的PIF以10.5亿美元收购了德国电竞比赛公司ESL Gaming，后者负责经营《CS：GO》的赛事“ESL Pro League”。不仅如此，PIF的持仓还包括动视暴雪、Take Two和SNK这类游戏公司。游戏在沙特意味着一个全新的产业，而他需要极强的数字基建能力。



数字基建的影响远远不止于一个行业。以人们日常接触的网络延迟为例，顶着高延迟玩游戏、看直播尚能接受，但对量化投资、大宗交易、跨境结算这些对网络环境要求极高的场景，网络延迟不稳定基本等于断人财路。
“直播、游戏、电商、在线支付等新兴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带宽、强渲染、高速CDN等数字技术需求，这考验的是整个数字基础设施的韧性。”正如戴伯尧在访谈中说，中国在过去数十年摸索出的数字产业经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企出海的优势竞争力。
例如，卡塔尔的电商公司Ebdaadt就是华为云的合作伙伴之一，前者托管着当地下载量最高的应用之一的Mzad Qatar，华为云将其网络延迟稳定在了100毫秒内，同时降低了超过50%的托管成本。
这些以毫秒为单位的微小改变，组成了阿拉伯国家数字化变革的种种细节，也是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在中东逐渐扎根的缩影。
华为在1999年就进入了中东国家市场，彼时远赴沙特的中国企业，主要还是无所不能的基建狂魔，各类中字头企业承担的大量的铁路桥梁建设工作。如今，中国更多以一种数字强国的身份参与到中东市场，不久前中国官方对沙特的出访，一大批中国科技公司随行，无疑是一个例证。
作为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30愿景”的语境中，中国企业扮演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身影

对中国公司来说，中东市场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正是由于其技术设施尤其是“数字基建”的薄弱，使得类似电竞、直播这类新兴产业对数字化投资的呼声越来越强。中东虽然在互联网世界存在感不强，但实际上已然成为中国公司的增长沃土。
尤其是对中国的科技公司来说，在国内市场增速逐渐放缓的“内卷”情况下，面向海外的扩张“外卷”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咨询公司Anavizio发布过一份报告，海湾国家是TikTok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而在去年底的卡塔尔世界杯，从决赛举办地卢塞尔球场到新能源大巴，从球场LED屏到场馆建设的工程机械，几乎都有中国公司的身影。
另一方面，相对西方国家，阿拉伯世界对中国公司没有强烈的抵触心理。
尽管沙特的政府官僚和商界大多在欧美接受教育，对西方国家有着天然的倾向性，但在很多商业领域，尤其在“数字基建”这个层面，中国人的精耕细作优良传统恰恰是西方公司所不适应的。
和很多人的惯常印象不同，很多中东企业的IT建设并不弱，反而非常成熟。因为有钱，很多中东企业——尤其是沙特阿美这类“央企”，早早就搭建了一套复杂而完善的IT系统。这类公司面临的实际问题，其实是“信息化”水平过剩，但“数字化”水平不足。
当他们开始向数字化转型时，就会遇到部门信息化烟囱林立、团队研发经验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重金购买的国际大厂标准化解决方案，往往是全球统一的标准体系，少有为阿拉伯地区提供的本地化版本，更难以在单一企业进行适配定制。
针对这些本地化的数字化痛点，中国厂商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例如开放技术共享，与本地运营商合建合营，培育本地ICT人才等等。例如，华为云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国一云”的思路，其核心是基于地域或行业特殊的差异，与本地政企开展合作，提供差异化的云服务。
“对于中东国家的大型政企单位，它们的业务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基础IT资源的需求，它还有上层应用现代化改造的需求，基本很难在市场找到直接适配的成熟产品。”华为云在中东的一位解决方案专家介绍。
在大型项目落地过程中，往往需要大批的技术团队进驻支持，甚至对客户员工开展培训教学，这是中国厂商愿意去做，也擅长去做的。
然而这也意味着与当地市场某种深度的绑定——即不仅仅是交付产品、完成建设，而是扎根和融入中东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巨大的文化差异很可能会带来挑战。
赛百味去年在阿联酋发布了一则招聘广告，承诺每周工作五天，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险和培训，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由于广告上的模特穿着传统阿联酋服装，这在阿联酋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度惊动了阿联酋总检察院。Shein此前在中东的广告也曾遭遇文化差异带来的分歧。
这类“水土不服”的案例意味着，中东的数字化市场是一片沃土，但开垦起来也并非易事。站在丝绸之路上的古老中转站，中国公司都需要一份参考教材，更需要思考如何塑造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如何在异域的市场真正扎根发芽。
正如戴伯尧在采访中所介绍，随着中东市场进入数字化深水区，每一个项目都是“牵一发动全身”，项目背后的营销、决策、监管、预算结构等，每一项市场洞察都是一门大学问。这不仅是厂商的产品服务竞争，更是中国企业出海的生态竞争。
事实上，作为中资企业出海的先行者，华为云也正打造着云上开放生态。2022年，华为云面向全球发布了“Go Cloud, Go Global”生态计划，为生态伙伴提供一揽子方案，并结合自身与合作伙伴的海外运营经验，打造全球业务boosting解决方案，包括安全合规、应用加速、智能本地化、企业服务等服务。
“只有更多的企业基于华为云的云原生、数据库、AI技术和全球化服务走出去，在中东市场取得了商业成功，我们的云上生态才有可能真正成功。这也是我们提出‘一切皆服务’的意义所在。”戴伯尧说。
从石油到代码，中东的世纪转型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冒险。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度充斥着战争和混乱，如今已成为中国和全球企业争相开荒的广袤西部。Neom、PIF和轰轰烈烈的数字化转型愿景都仍然需要时间证明，但至少已有一个完美的开始。
一边是年轻又极富野心的阿拉伯新生代领袖，一边是从互联网黄金时代脱颖而出的中国独角兽们，无论这场冒险的未来如何，他们也许都会成为中东商业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