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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是1月12日夜里下达的。几天前，环绕北京的河北省暴发了新的[b]武汉肺炎病毒疫情。中国政府的应对方案既大胆又直截了当：必须建设一个预制房的完整小镇把人隔离起来，项目于次日一大早开工。
部分工作落在了建筑公司老板韦烨的身上，他将在征用来的农田上搭建安装1300个预制房。
韦烨说，合同、图纸、材料订单——所有事情“经过几个小时都给落实了”。他还说，他和手下为了赶工拼死拼活地工作。
“这个压力肯定是会有，”他说，但他也为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特别光荣”。
在
武汉肺炎病毒肆虐全球的这一年里，中国已经做了许多其他国家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情。使用同等程度的强迫与劝说，中国调动起庞大的共产党机构，渗入到私营部门和广大人口之中，对大流行病展开了一场国家领导人
小学博士翠所说的“人民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中国现在正在从中收获长期的好处。当
武汉肺炎病毒最早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出现、中国领导层似乎处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最紧张时刻的时候，这个结局几乎没人预见到。
这一成功已让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处于有利地位，反击美国和其他担忧其不可阻挡的崛起的国家。这一成功也让
小学博士翠更有信心，他将中国经验作为榜样提供给他国。
虽然当初武汉的官员们曾因担心政治后果而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但现在只要有新感染的迹象出现，当局就会立即采取有时甚至是过头的行动。今年1月，河北当局马上动用了中国早已练就的策略，对数百万人进行病毒检测，将整个社区隔离起来——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是让官方通报的感染病例——14亿人口中每天仅几十例——归零。
中国政府采用了多年来的惯用做法，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同时为支持企业发放贷款并减税，以避免出现与大流行病有关的裁员。尽管去年年初曾出现萎缩，但中国目前是恢复了稳定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
在疫苗研发方面，政府为疫苗生产商建新厂提供土地、贷款和补贴，还提供了快速审批渠道。两种中国疫苗正在大规模生产中；更多的疫苗即将到来。尽管中国疫苗表现的效力低于西方竞争对手的疫苗，但已有24个国家签约购买，因为在政府的敦促下，中国公司承诺更快地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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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武汉，工人们来到一个黎明前就开放的招工市场，各家公司会在那里为建筑工程招聘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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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的塑料路障，它们在武汉封城时一度被用来封锁公寓大楼，如今将这座城市的建筑工地围了起来。
新西兰和韩国等其他国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也已很好地遏制了病毒，在民主制度下，中国式的严厉措施政治上不可接受。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这些国家没有可比性。
北京在遏制大流行病的各个方面，包括医疗、外交和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功，让其更加坚信其迅速调动人员和资源的威权主义能力，认为这让它具有美国等其他大国没有的决定性优势。这是一个强调不惜一切追求结果，并且需要公众默然接受的模式。
按照这种观点，中共不仅必须控制政府和国有企业，还必须控制私营企业和个人生活，将集体的好处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他们能够将这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所有资源调动起来，”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中国法律与政治学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说。“这当然既包括强制性工具——对上百万人的流动实行严格的强制性限制，也包括可能是中国独有的高效率官僚工具。”
通过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当局压制了言论、管束并清洗了异见观点，并且扼杀了任何个人自由或流动的概念——这种做法在任何民主社会都是不得人心且不能为人所接受的。
在中共领导层中，一种被证明是正确的感觉显而易见。在2020年的最后几天，中国的最高政治机构——由七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相当于年度政绩评估的会议，理论上，常委们能在会上对自己和同事进行批评。
他们非但未对任何不足之处有任何暗示——例如，中国在全球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反而高度赞扬了中共的领导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小学博士翠在1月的另一个会议上对官员说。
全党动员起来最近几周，随着新感染病例不断出现，国务院发布了覆盖面很广的新通知。“反弹风险丝毫不能忽视，”通知说。
这些规定反映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微观管理本质，在这个体制中，最高领导人拥有从中央政治决策机构操纵每条街道，甚至每座公寓楼的控制杆。
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设立24小时指挥中心，主管人员将就本地的表现问责。国务院的通知要求，设立足够多的集中隔离点，不仅要在阳性病毒检测结果出来后的12小时内将人隔离起来，还要对与病毒检测呈阳性者有过密切接触过的数百人进行严格隔离。
人口在500万以下的城市，必须具备在两天内完成全员检测的能力。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需要具备在三到五天内完成全员检测的能力。
这种动员的关键在于中共调动其庞大官员网络的能力，每个地区的每个部门和机构里都有中共官员。
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将“志愿者”部署到新的热点地区，包括在今年1月的新疫情暴发后将4000多名医务人员派往河北。“身为共产党员，走在人民最前面，”以入党为夙愿的20岁大学生白岩说。
有1100万人口的石家庄是被封城的城市之一。石家庄郊外一个村子里的共产党员周小森说，派来的人能帮助管理违规者，也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出去买点药和菜，我们代理，”他说。
政府既用实际利益，也用爱国主义、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精神来号召人民。
帮助建造石家庄附近集中隔离点的国有承包商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开发出请战书，让员工宣誓为抗疫不遗余力。请战书上写道，“不计报酬，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无论生死”，还有员工的签名和按的红色指印。
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图为河北石家庄附近一处在建的隔离中心。屋顶上写着“石家庄必胜，加油河北！”的标语。
武汉中南医院入口处，一名员工要求访客扫描健康码。
官员网络的运作部分也有赖于恐惧。由于
武汉肺炎疫情管控不力，去年已有5000多名地方党政官员被免职。这个体制基本上不鼓励官员采取节制做法。
中国东北城市通化的居民最近抱怨，政府官员在没有为食品供应和其他需求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封城。石家庄附近的一名村民试图偷偷跑出隔离点去买包香烟后，过激的村支书下令将他绑在树上。
“很多措施看起来是过头了，但是这些过头的措施对他们来说是必要的，”一家中国报纸的前编辑、作家陈敏说。武汉封城期间，他一直在武汉。“不过头就没有效果。”
对政府在危机早期的不作为和掩盖做法的愤怒已经消退，这是这个制度压制坏消息和批评的后果。中国的成功已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可能对中共从中央控制一切提出异议的声音淹没了。通过警告，甚至监禁那些挑战其胜利故事版本的活动人士，当局也重塑了公共叙事。
刚开始的时候，
武汉肺炎病毒大流行似乎暴露了“
小学博士翠式治理的根本性病态”，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员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
“事实上，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看到这个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以
小学博士翠所希望的方式发挥了作用，”他补充说。
河北实施的这些措施迅速见效。2月初，该省记录了一个月以来首次没有出现
武汉肺炎病毒感染者的一天。
经济复苏在许多国家，关于如何在保护公众健康和保持经济运行之间取得平衡存在着激烈争论。在中国几乎没有。两件事它都做到了。
即使是去年的武汉，在76天里，当局几乎将所有地方都封闭了，但他们允许主要工业继续运营，包括钢铁厂和半导体工厂。他们在小规模疫情发生时也采用了这一策略，以大大小小的方式，不遗余力地帮助企业。
中国的经验强调了许多专家提出过、但很少有国家遵循的建议：疫情越快得到控制，经济就能越快复苏。
虽然危机初期的经济阵痛很严重，但大多数企业就算关闭也只关闭了几周。几乎没有合同被取消。几乎没有工人被解雇，部分原因是政府极力阻止企业这样做，并通过贷款和减税提供帮助。
“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小学博士翠在去年说。
浙江华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仅仅停产了17天。在地方当局帮助下，该公司租用大巴车把春节期间分散在各地的工人接了回来——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开始都处于封锁状态，返工不太容易。政府的通行证让他们的大巴车可以通过限制通行的检查站。
工人们只能在工厂和宿舍之间走动，经常接受体温检测。公司的大客户比亚迪开始生产口罩，并将货物运到华远。
很快，公司接到的订单就超过了它的处理能力。
安徽省的一家救护车制造商迅速增加了生产，购买了华远生产的螺丝、螺栓和其他紧固件。后来，随着病毒的传播和海外供应商的停产，中国汽车制造商也开始需要这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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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浙江华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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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员工在午休。疫情期间，该公司仅停产了17天。
“我们对客户进行了筛选优化。附加值不是特别高的业务，我就不要了，”该公司副总经理陈锡颖说。“一些回款也好，业务发展前景不是特别好的客户，我们就把它剔除了。”
和中国一样，华远迅速反弹。到4月，该公司已订购了近1000万美元的新设备，以启动第二条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该公司计划在现有340名员工的基础上再增加47名技术人员。
疫情暴发前，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之外寻找业务，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特朗普政府与北京贸易战的刺激。病毒本身也加剧了人们对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担忧。
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区努力保持商业开放之际，疫情却加强了中国的主导地位。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人意料地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在全球范围内，投资暴跌42%，而中国的投资增长了4%。
“尽管疫情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破坏，但从经济角度看，这对中国来说是因祸得福，”上海高等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表示。
外交工具去年2月，当
武汉肺炎病毒肆虐武汉时，中国最大的疫苗生产企业之一科兴生物技术公司没有能力开发一种能够阻止它的新疫苗。
公司缺乏一个高度安全的实验室来进行所需的高风险研究。它没有能够生产注射剂的工厂，也没有建厂的资金。
因此，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尹卫东向政府寻求帮助。2月27日，他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奇和北京市市长、环境科学家陈吉宁。
在那之后，科兴拥有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官员允许其研究人员进入全国最安全的实验室之一。他们提供了78万美元，并指派政府科学家协助。
他们还为北京一个地区的新工厂建设铺平了道路。市政府捐赠了这块土地。以北京市为主要股东的北京银行提供了一笔92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
当科兴需要一种通常要18个月才能从国外进口的发酵罐时，政府命令另一家制造商全天24小时不停工作，把它们生产出来。
这是
小学博士翠在武汉封城两天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概述的那种政府全面动员的做法。他敦促中国“加快治疗药品和疫苗研发”，北京也投入了大量资源。
私营公司康希诺生物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不眠不休地工作，在3月前生产出第一批试验药剂。国有制药公司国药集团在三天半的时间里获得了建厂所需的政府资助。
科兴的尹卫东将该项目称为“克冠行动”，以配合国家抗击疫情的战时用语。“也就是只有在这样的综合条件保障下才能使一个车间投入运行，”他对官方报纸《新京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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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北京，一名工程师在工厂工作。建设该厂的目的是为了生产科兴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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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北京一家疫苗中心，政府组织了一次媒体参观。
在尹卫东2月27日的会议结束后不到三个月，科兴就研制出了一种可进行人体试验的疫苗，并建立了一家大型工厂。该公司每天生产40万支疫苗，希望今年能生产10亿支。
为本国制造疫苗的快速过程最终打开了另一种机遇。
随着
武汉肺炎病毒在国内基本被扑灭，中国可以向海外销售更多的疫苗。这些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小学博士翠去年5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承诺。
尽管官员们对这种说法感到愤怒，但“疫苗外交”已成为一种工具，用来平息部分对中国失误的愤怒，在中国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之际，帮助支撑其全球地位。
“这就是中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看上去像一个真正的救世主，像一个患难时期的朋友，”前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中国负责人叶雷(Ray Yip)说。
中国国内的效率并没有轻松转化为在国外的胜利。中国疫苗的有效性较低。巴西和土耳其的官员已经抱怨过延误。尽管如此，许多迄今已同中国签约的国家承认，他们无法为美国人或欧洲人制造的疫苗等待数月。
1月16日，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接受中国疫苗的欧洲国家——大约100万剂，疫苗来自国药控股。该国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r Vučić)在寒风中与中国大使站在一起，欢迎第一批飞机运送的物资。
他告诉记者，他“不怕炫耀”与中国的关系。
“我对此感到自豪，并将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努力，来创造甚至改善我们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良好关系。”
Coral Yang、Amber Wang、Claire Fu和Elsie Che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Steven Lee Myers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他自1989年加入时报，曾在莫斯科、巴格达和华盛顿多地进行报道。他著有《新沙皇：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和统治》(The New Tsar: The Rise and Reign of Vladimir Putin)一书。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黄瑞黎(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她报道中国近十年，关注社会议题、性别、基因监测、医疗保健以及人口和经济的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suilee。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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