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兴起于蒙古草原的匈奴凭借着其强大的骑兵部队，曾经在战国、秦及西汉初年给中原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并先后将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全部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匈奴帝国”。
在西汉初年，久经战阵的汉太祖（刘邦庙号为太祖，习惯上称高祖，特此说明）刘邦曾率30万大军北征匈奴，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北疆的隐患，却不料遭遇“白登之围”，险些丧命。从此以后，西汉不得不以“和亲”之策谦词厚礼对待匈奴，由此也被后世讽刺为“靠女人换和平”。
上图_ 刘彻（公元前156年 －前87年），即汉武帝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汉武帝即位后，开始接二连三出兵讨伐匈奴，并不断取得胜利，还留下了“追亡逐北，封狼居胥”的军事传奇。匈奴帝国趋于瓦解，雄风不再。而这两种反差巨大的表现，不由得不令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距离“白登之围”仅仅过去不到80年，匈奴骑兵怎么会从天下无敌变成了不堪一击了呢？
上图_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装备决定战术：轻骑兵的无奈
抛开政治、经济因素不谈，如果单从军事角度上看，匈奴骑兵“天下无敌”的神话，其实更多地是一些对冷兵器战史一知半解的键盘侠们夸大出来的。
在西晋之前，由于双边马镫和高桥马鞍尚未问世，骑兵在马上缺乏稳固可靠的着力点，所以无法使用后世那种强力的冲击性长柄兵器，如大斧、马槊、破甲锥等。所以，西晋之前的骑兵，实际上还没有进化为后来的那种可以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垮步兵大阵的冲击型骑兵，而是那种偶尔使用戈戟等操作难度不高的近身战兵器、着重使用弓箭的骑射型轻骑兵。
也正因如此，当时的骑兵，主要是用来执行侦察、警戒、巡逻、偷袭等辅助性作战任务，“战则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六韬》）。春秋战国纷争500余年，史书上还真就找不到一件单纯骑兵击破成建制步兵的战例。
上图_ 匈奴人
而匈奴骑兵，正是这样一支典型的骑射性轻骑兵。故而他们在作战中，主要是凭借其“一人多马”所带来的卓越机动能力进行“闪击战”，来去如风地对敌人进行袭扰、断其粮道。待将敌军主力兵团拖垮后，再进行扫荡。但如果用其直接突击步兵大阵，那结果必定凶多吉少。
实际上，在汉武帝大破匈奴前，匈奴遭遇的两次大败仗，一负于李牧，二负于蒙恬，李、蒙两将的骑兵部队占比非常有限，所以他们都是凭步兵与战车在正面硬刚、弓弩手提供火力支援、骑兵通过两翼包抄形成合围之法而大获全胜，并非是骑兵VS骑兵。匈奴骑兵在面对这种“步兵+战车+弓弩”的大阵时，其攻坚无力的弱点暴露无遗。
即便是到了汉武帝晚期，匈奴几万骑兵面对李陵区区五千步兵结成的大阵竟一度束手无策，其最后获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军用完了弓矢。
上图_ 李陵（前134—前74年）
中原骑兵VS游牧骑兵：科技是第一战斗力
了解完那个年代骑兵的特点，我们就不难明白在当时战胜骑兵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能够克制或抵消其仰仗“一人多马”所形成的机动优势，就可以给其造成沉重打击。
而汉武帝时代，得益于“文景之治”所积蓄下来的雄厚国力，加上马政大兴（仅官方牧马厂便多达36个），武帝时代最高峰时汉帝国所拥有的战马数量达到了惊人的40万匹，这和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史记·平准书》）的惨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正因如此，卫青、霍去病能够以“一人双马”的豪华配置，去实施数万骑兵出塞北的大规模机动作战。虽然其战马数量在绝对数上不一定比匈奴多，但已经可以拥有不输于匈奴骑兵的超强机动性，匈奴骑兵面对同样来去如风的汉军，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实施打了就跑的“闪击战”了。
上图_ 汉朝持环首刀武士画像石
此外，中原王朝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使汉军将士的战斗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加成。汉军使用的环首大刀，堪称是那个时代最厉害的马上劈砍兵器。
且西汉时期，铁制铠甲开始大批量装备，并逐渐成为军中主要护具。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与汉武帝同时代）墓中出土了一领铁铠甲，是用鱼鳞甲片编缀而成，领口方形，衣襟对开，甲片用麻绳组编而成，钎的腋下封口如短袖，总计用甲2859片。这种鱼鳞甲，是汉军铠甲的主要形制，其制作精良，防御能力极强。
有了这样强悍的“矛”与“盾”，汉军将中原王朝步兵大阵的正面冲击战术移植到了骑兵对决中，以骑兵军团向匈奴发起冲击，利用兵器和护具在肉搏战中的优势抵消掉了匈奴骑兵的骑射优势，使得缺乏铁甲钢刀的匈奴骑兵在近战中一触即溃，故而一次次被汉军追亡逐北、溃不成军。
所以说，科技不仅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第一战斗力。
上图_ 汉代鱼鳞甲 复制品
农耕文明的优势：纪律压倒散漫
可能有人会说，汉军骑兵在冲锋期间，会遭到匈奴骑兵骑射战术的大量杀伤，还没冲到敌人跟前，可能就会溃散，这个仗还怎么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硕在《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做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农耕文明所赋予中原王朝官兵们的坚忍力和纪律性克服了伤亡所带来的恐惧。众所周知，由于匈奴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政权，其军队纪律相对松散，往往只能打顺风仗，逆境时常会不战自乱。
上图_ 孝堂山画像石，左侧的匈奴战士被右侧的汉军碾压(胡汉战争拓片)
相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却能够使部队上下养成良好的纪律作风，打起仗来令行禁止、进退有序。而长期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也使得出身农民的中原王朝官兵更易于接受残酷的作战环境。这种纪律性和坚忍性，使得汉军骑兵可以承受得住冲锋时所遭受的重大伤亡。只要坚持到短兵相接的距离，那么胜利必然属于汉军。
而这种奋勇向前、决死进攻的正面突击战术，对于非中央集权背景下组织性相对松散的匈奴骑兵来说几乎是无法抵挡的，这也凸显了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在执行力上的优势。
上图_ 霍去病 西征雕像
总之，汉武帝时代，尤其是卫青、霍去病统兵时期的汉军骑兵之所以能够成为匈奴的“克星”，令匈奴骑兵威风不再，既得益于针对对手打法特点的“战术革命”，也得益于先进生产力所带来的战力加持，同时也是农耕文明发展的使然。就像历史上无数的例证一样：当中原王朝处于初生或式微时期，游牧民族的骑兵便是他们的梦魇；而当这个王朝成长为一个巨人时，一切敢于进犯它的敌人必然会遭到最为惨痛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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