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具竞争力的高中天才培养网络持续造就着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金融时报
2026年1月31日大约三年前，北京一家制药公司的经理史黛西·唐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从未见过的座机号码来电，指示她将15岁的儿子送到该市一所顶尖高中，参加“天才班”的资格测试。
那是2022年11月，正值北京新冠疫情封控最严之时。学校大多关闭，不鼓励任何面对面接触。即便如此，考试安排听起来也足够离奇：一辆厢式货车将载着这个男孩在首都街头行驶一小时，期间他要完成大学水平的数学题。
一些家长可能会对此想法犹豫不决，但唐女士没有。“在任何其他国家，你可能会立刻怀疑这是绑架阴谋或是纯粹的疯狂，”她透过星巴克拿铁的蒸汽对我咧嘴笑道，“相反，我喜极而泣，马上把我儿子送去了。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他获得中国最优质教育资源的黄金门票。”
唐女士的儿子是每年估计约10万名被选入全国顶尖高中运营的理科天才培养网络的中国天才少年之一。这些“天才班”，也称为“实验班”或“竞赛班”，旨在培养有天赋的学生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国际竞赛。大约30年前，唐女士本人在她的家乡——中国西南部的成都市，也曾走过这条天才之路。这帮助她考入北京著名的北京大学，并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
数十年来，天才班不断培养出中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对于如今正在挑战美国科技霸权（尤其是在AI、机器人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公司发展而言，这些班级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天才班的毕业生包括字节跳动创始人，以及其强大内容推荐算法背后的核心开发者。中国两大电商平台淘宝和拼多多的领导者都出自天才培养体系，创办外卖“超级应用”美团的亿万富翁也同样如此。中国芯片制造商寒武纪（现为英伟达的主要中国竞争对手之一）背后的两兄弟也曾是天才班学生。深度求索和阿里巴巴通义千问领先的大语言模型背后的核心工程师，更不用说去年底从OpenAI挖来的腾讯新任知名首席科学家，也都来自此列。名单还在继续。
中国的天才班在许多重要方面与西方的天才培养体系不同。首先，其规模令国际竞争对手相形见绌。其次，它是国家驱动的。据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每年约有500万理工科毕业生，而美国约为50万。
其中数万人是天才班学生，他们在16至18岁期间脱离常规课程，进行高强度学习。当其他学生为令人生畏的中国高考埋头苦读时，走天才之路的学生则有机会完全绕过高考，根据他们在顶尖国际竞赛中的成绩，在高中毕业前就获得顶尖大学的录取资格。最优秀的学生会继续进入中国顶尖大学更高级的人才培养计划，例如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精英计算机科学项目。
当英伟达的台裔美籍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去年称中国AI研究者“世界一流”时，他想到的很可能是那些正在建设中国科技巨头（如深度求索和华为）以及国际AI公司的天才班毕业生。“你走过Anthropic、OpenAI或谷歌DeepMind的走廊，”黄仁勋去年五月说，“那里有一大群AI研究者，他们来自中国……他们非常出色，所以他们能做出非凡的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外。”
一年前，当中国AI初创公司深度求索以远低于国际竞争对手的成本推出高性能大语言模型R1震惊世界时，许多西方观察者好奇，一支小小的中国研究团队何以能挑战美国的AI霸权。天才班是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王梓瀚于2024年、21岁时开始在深度求索实习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加入了一个即将撼动美国AI主导地位的团队。当时硅谷和华盛顿的主流说法是，美国的出口管制正成功地扼制中国AI的进步，使其落后美国一到两年。人们认为中国的AI公司只是在模仿OpenAI和Meta发布的模型。
王梓瀚参与了深度求索V2模型的工作，该模型是后来推动公司登上头条、迎来“斯普特尼克时刻”的R1模型的基础前身。深度求索击败了许多美国竞争对手，用比国际同行少得多的先进芯片，打造出了一款世界级的推理模型。当OpenAI的模型保持闭源时，深度求索公开了整个开发过程，R1可供任何人下载。
与许多成熟的中国科技初创公司不同，深度求索的团队几乎完全是本土培养的。其行事低调的创始人梁文锋尤其为其本土人才库感到自豪。“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顶尖人才，否则中国将永远是追随者，”他在2024年一次罕见的中文媒体采访中说道。
对王梓瀚来说，在深度求索工作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没有KPI，没有等级制度，没人盯着你，有无尽的资源让你试验新想法，”他在一次视频通话中告诉我。他所在团队有100多人，几乎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天才班。“我的教育背景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之一。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机。”他的队友主要来自中国顶尖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及梁文锋的母校浙江大学。几乎每个人都是至少一项大型国际科学竞赛经验丰富的参与者和奖牌得主。
王梓瀚曾进入武汉一所顶尖高中——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天才班。武汉是中国中部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中小学和大学的入学竞争是全国最激烈的。“我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极其艰苦，但压力和残酷的竞争能让人学到最好的东西，”他说，“你会觉得，经历过这些之后，世上没有我无法应对的挑战了。”
与许多同学不同，喜欢历史、曾代表高中参加北京模拟联合国辩论的王梓瀚并未完全专注于科学。他认为自己对人文的兴趣可能对他后来的AI工作有所帮助。深度求索的一个秘诀是使用被称为“百晓生”的人类专家来训练模型，使其掌握主要与人文相关的、难以从浏览公开数据中获取的知识，这使其在风水等中国算命常用领域表现出色。尽管深度求索从未公开承认，但有人猜测，这一特性可能是其模型在这些领域表现远超竞争对手的原因。
王梓瀚去年离开深度求索，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告诉我，他想看看世界，体验不同的文化。他还不确定学业结束后是留下还是回国。他知道一些中国博士生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因为不确定性，现在更多占理工科博士生约半数的中国学生正在考虑回国。如果你不得不面临随时可能被踢出境的风险，压力太大了，”他说。
“而且，中国现在发展得真的很好。”
中国自上而下对科学教育的重视可追溯到二战后。1958年，毛主席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旨在在军事和重工业上赶超西方超级大国。该计划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包括大规模饥荒和数百万人死亡。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科学是国家进步关键的信念持续在课堂和家庭中回响。
对于一个数百年来一直重视人文而非技术或科学训练的社会来说，这一转变意义深远。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地方教育局墙上的一个直白口号写着：“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一项九年制、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计划得以实施，以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在全国少数顶尖学校里，天才班应运而生，旨在培养最有前途的年轻头脑，并检验中国人才能否在世界舞台上击败对手。
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一系列针对高中生的年度竞赛，每项赛事由各自的机构组织，每年在不同国家举办。参与国通过全国选拔考试派出最优秀的学生队伍，希望赢得金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早于1959年引入。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生物等竞赛随后陆续增加。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顶尖人才，否则中国将永远是追随者
——深度求索创始人 梁文锋
1985年，两名中国学生首次参加了在芬兰约察举行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们带回了一枚铜牌。这是一个里程碑，证明了中国学生有能力与主导领奖台的俄罗斯和美国学生同台竞技。次年，中国向华沙的奥赛派出了完整的六人队伍。他们带回了三枚铜牌，这一成绩为他们赢得了全国声誉。少数顶尖高中因此备受鼓舞，投入当时极为稀缺的特殊资源，为天才学生量身定制班级，专门培养他们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并为中国带回奖牌。寻找和训练顶级运动员也采用了类似策略。
这些班级迅速成为数千所学校的标准配置，且成果显著。随着时间推移，中国队伍开始横扫奥赛大部分金牌，远超对手。2025年，中国国家队共派出23名选手参加各项奥赛：22人带着金牌回国。
从21世纪初开始，大学招生进行了改革，给予高校更多灵活性，不完全依赖高考成绩分配名额。为高二学生设立了全国性竞赛。那些在全国考试中获得最高奖项的学生可以直接被“985工程”大学（中国39所顶尖大学联盟，相当于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中的一所录取。
我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极其艰苦。你会觉得，经历过这些之后，世上没有我无法应对的挑战了。
——天才班毕业生 王梓瀚
有机会跳过高考是吸引学生加入天才培养体系的强大动力。中国高中生的传统路径是学习高考必考科目语文、英语和数学三年，以及从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和政治中再选三科。所有六门科目的考试在第三年结束时进行。天才班学生则专注于他们的“竞赛科目”。例如，参加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不仅需要完成三年的高中物理课程，还需要至少完成一半的大学水平物理课程，才能在国家级考试中具备足够竞争力。极其专注的学生可能几乎不学其他任何科目。
随着走天才之路的学生人数增加，家长们开始抱怨。并非天才班的每个人都能获得直接大学录取资格——每年只有约3%的人能做到。其余的人将被送回高考路径——此时距离准备那令人生畏的考试只剩下一年的高中时间。为回应这些抱怨，许多班级修改了课程，提供更全面的教育，在英语和语文上投入更多时间。2025年底，中国教育部收紧了政策，只允许全国竞赛获奖者中排名前10%的学生有资格直接保送清华和北大。
新的学术重点也已出现。在行业指数级增长的推动下，人们对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信息学奥赛已超越数学和物理，成为最受欢迎的竞赛。而AI的兴起使这一转变进入了超高速。早在2017年，中国就将AI发展列为“国家重要增长战略”，并将人才培养确定为首要任务之一。仅随后一年，大中小学就成立了35个名称中含“AI”关键字的新特色班级。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级天才项目之一是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姚班”，以授课的著名中国计算机科学家姚期智教授的名字命名。姚期智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以其在量子计算和密码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他是唯一获得图灵奖（有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有鉴于此，姚期智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似乎根深蒂固。然而，2004年，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计算机科学本科项目。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被视为中美科技竞赛力量格局转变的证据。姚期智的雄心很简单：在中国建立一个能与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相媲美的人才培养中心。不到十年，到2018年，他已告诉采访者：“我的目标已经实现……我认为我们的学生现在实际上（比美国顶尖学校的学生）更好。”
首批入选姚班的学生之一是自动驾驶初创公司小马智行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楼天城。该公司在去年IPO后估值达69亿美元。楼天城曾是天之骄子。他在高中时获得了信息学奥赛金牌。凭借这个奖项，他可以任意选择任何顶尖大学和专业。去年九月他告诉我，这并非一个艰难的选择：“我毫不犹豫，因为姚教授……我想向最优秀的人学习，并与最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姚班每年招收约30名学生，每个人都是竞赛和高考中的佼佼者。根据一份学校报告，例如，其2019级的27名学生包括24名金牌得主和3名各省高考状元。
楼天城在清华如鱼得水，继续参加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科学竞赛。在连续赢得谷歌代码挑战赛冠军及其他大奖后，他被称为中国顶级程序员。如今40岁的他，尽管管理着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公司之一，日程繁忙，仍每年参加编程竞赛。“这就像年度打磨，以免生疏，”他说。
楼天城将天才班体系归功于鼓励了那种能帮助学生解决最棘手问题（有些问题甚至连老师也解决不了）的自学能力，而不是依赖高考所要求的死记硬背。他说，他所学的知识也对小马智行在2020年进行的最具战略性的改革做出了贡献。当时他的初创公司遇到了瓶颈，他意识到他们需要从最初的人类教导自动驾驶汽车做什么的模式，转变为人类为自动驾驶汽车定义目标，然后让它们自行学习的新模式。
我亲眼见证了20年前AI人才为零的中国，如何发展到如今批量生产人才。
——天才班毕业生 戴文渊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意味着要花数年时间为计算机构建一个自动驾驶世界模型供其自行学习。但楼天城认为这是值得的，甚至可能指明了通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道路——这是一个能在各种任务上超越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我们过去，并且现在仍然坚信，这是实现自动驾驶最终智能的正确路径，”楼天城告诉我，“我不认为AGI会像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以像大语言模型那样的通用智能方式出现。但是，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如果训练得当，AI将达到并超越人类智能水平。自动驾驶应该是首批到达的领域之一。这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发生。”
与此同时，楼天城正在对自己仍在读小学的女儿实施这种引导性自学的教育理念。“我们为她设定目标，教给她基本的规范。其余的她有充分的自由去探索。”
当然，在多年来成千上万刻苦学习的天才班学生中，也必然会有一些失败者和特例。我就是其中之一。
少年时，我因数学高分被推入家乡——东部城市杭州一所顶尖高中的天才班。尽管我热爱阅读和写作小说，但来自老师和家长的期望之重，实在难以抗拒。我记得区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恳求我：“你有可能在科学竞赛中获奖，却想把机会浪费在写虚构人物上吗？”他是受校长之邀来说服我和另一位固执的学生加入天才培养体系的。当然，我们照做了。
我的高一过得很痛苦。虽然我们与普通班共用英语和语文老师，但在天才班，我们有专门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老师。每个学生都被要求选择数学和至少另一门学科作为主攻方向，然后参加专门针对竞赛培训的额外课程。我选择了看似最不无聊的化学，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高强度训练。期间，我们必须在第二学年末参加全国竞赛前，完成三年的高中课程以及约一半的大学水平的化学和数学课程。
为了给如此繁重的任务腾出时间，我们班干脆放弃了历史、地理和政治。甚至有过是否保留体育课的争论。学校最终决定保留，理由是学生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以维持如此高强度的学习。我偷偷在一边看小说，把小说撕成100页的小册子，藏在砖头厚的教科书里。结果我的成绩并不理想，被普遍认为没有希望获奖并为学校争光。
有一天，一位获奖校友的演讲让我恍然大悟。如果我排名足够高，获得直接保送大学的资格，我就可以在整个高三完全自由。不再有学校、作业或模拟考试。如果不行，那为高考做准备的高三将比我高一还要糟糕。
在新动力的驱使下，我开始认真学习化学，并且出乎意料地，我发现了其中的乐趣。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创造了一种真空，隔绝了干扰。成功解决一个难题的感觉弥足珍贵。同学们互相激励，推动我想学得更多。我成为班上八名获奖并获得直接保送大学资格的学生之一。我的最终分数仅比分数线高出一分。我躲过了残酷的高考。
随后的一年确实相对自由。当其他所有人日夜苦读时，已经获得大学录取资格的学生被学校安排去打扫楼梯等杂活。但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偷偷溜出去，骑一小时车去最好的面馆，或者去看电影，试图弥补埋首书堆的两年。
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时刻到了。我在北京大学的化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学之间纠结，两者都是国内顶尖，但道路完全不同。接着是选拔化学奥赛国家队的考试。我的分数是100分中的23分。所有入选候选人都得了满分。我感到绝望。最终，我是班上唯一一个选择非理科大学专业的人。在我那一届的50名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现在在中国和美国与科技相关的公司担任高级职位。其他人也普遍发展得很好，分布在金融、医疗保健和学术界。
中国的天才计划无疑在国家层面取得了成效。然而，在个人层面上，我质疑这个项目是否真的值得我们所有在过去几十年里（无论自愿与否）参与其中的人付出。学了那么多之后，就我个人而言，现在几乎记不住元素周期表了。但真正留存下来的，是质疑的好奇心、推理的纪律性以及面对未知的勇气。
43岁的天才班毕业生、20年前的全球编程竞赛冠军戴文渊告诉我，他认为人才是中国在全球AI竞赛中的关键优势。“（中国）已注册了1000多个生成式AI模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哪里还能找到足够多的工程师团队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开发？”他说。
2014年，戴文渊创立了AI软件公司第四范式，这使他成为亿万富翁。此外，他仍在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指导编程竞赛队。“我亲眼见证了20年前AI人才为零的中国，如何发展到如今批量生产人才，”他说，“我们现在一些最前沿的工作是由应届毕业生完成的。即将改变世界的真正天才很可能就在他们之中。”吴子敬是《金融时报》亚洲科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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