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细节，发生在大业八年（612）隋炀帝杨广第一次远征高句丽之际。
那年正月，杨广不顾臣下劝阻，征调百万大军，御驾亲征，随行还裹挟着各国王公，声势浩大，看似势不可挡。
大军兵临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下，杨广下达了一道命令：若敌军主动投降，全军必须立即停止进攻。
没想到高句丽守军不讲武德，每每战事不利便假意投降。隋军只得遵旨暂停进攻，火速派人向杨广请示。
等到旨意传回，城中守军早已重整旗鼓，恢复战力，再度负隅顽抗。
如此反复三次，隋军将士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就这样战至七月，这场首征高句丽之役以彻底失败告终。当初渡过辽河的35万5千大军，撤回辽河以西时仅余2700人。
兵部尚书段文振、工部尚书宇文恺、观德王杨雄、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等重臣猛将或劳瘁病逝、或战死沙场，隋军损失极为惨重。
经此一役，杨广的威名被狠狠地打了折扣，大隋国力也大大受损。
第二个细节，发生在大业十四年（618），江都兵变爆发，杨广的一生走到了尽头。
面对昔日朝夕相处的骁果军将士，如今的反叛者，杨广大为震惊。
当听闻叛军只是思念家乡、渴望北归时，他也就顺势回应，说自己本就有意返回关中。
只是当时局势已彻底失控，众人纷纷声讨杨广“不顾民力，急功近利，置百姓于水火”，杨广意识到自己难逃此劫。
叛军首领宇文化及下令速速斩杀杨广，面对此情此景，杨广反倒镇静了下来，昂然说道，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拿毒酒来。
事实上，杨广早已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曾有一次，他看着镜子对萧皇后感慨，这么好的头颅，不知终将被谁斩去。
所以，杨广早早就备好了毒酒，叮嘱左右，若到了最后时刻，便将毒酒奉上。
可事到临头，左右侍从早已溃散无踪，毒酒遍寻不得。
无奈之下，杨广解下身上的丝绦，递给叛将令狐行达。令狐行达接过丝绦，没有半点犹豫，就把丝绦套上了杨广的脖颈，将其缢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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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杨广刚被擒获时，叛军为他牵来一匹马，他见马鞍陈旧，执意不肯上马，直到叛军换了新马鞍，他才跨上马背，由叛军牵着缰绳走出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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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说明杨广迂腐，乃至愚蠢吗？读了张宏杰先生的《简读中国史》，觉得这恐怕恰恰体现了书中所说的贵族精神。
杨广身为帝王，说他是 “贵族”，想必无人反驳，毕竟 “贵族” 一词，本就与皇室身份、高阶地位紧密绑定。
但要论及他是否具备 “贵族精神”，便需先厘清 “贵族精神” 的核心内涵。
贵族精神（或称贵族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周代的礼教社会，而其核心，正如钱穆先生曾言，在于 “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
张宏杰先生则说，“周礼”所承载的礼教精神，其关键原则之一便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需坚守尊严与风度。
据史书记载，杨广聪慧过人，才华横溢，喜欢作诗，文学造诣深厚。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杨广是位理想主义者。
自幼浸润在贵族式的教养氛围中，杨广身上自然沉淀出了所谓的贵族气质。
《简读中国史》中记载了两个春秋时期的典故，恰能印证这种贵族精神。
其一是宋襄公 “泓水之战” 的故事。宋国与楚国交战，宋军已然列阵完毕，楚军正渡泓水而来。
臣子建议趁楚军半渡而击，宋襄公却坚持“敌军未备，不可偷袭”，最终楚军全员渡河后大败宋军。
其二是孔子弟子子路 “正冠而死” 的故事。子路在战斗中负伤，临死前仍不忘系好被砍断的帽缨，整理好衣冠后方才从容赴死。
这两个典故所彰显的精神内核，与杨广的种种表现何其相似：
远征高句丽时坚守 “受降即止” 的原则，是对 “重人道，守信义” 的践行；临死前执着于天子的死法、嫌弃旧马鞍，是对尊严与风度的坚守。
这些举动看似与战局、生死的现实需求相悖，实则正体现了杨广身上挥之不去的贵族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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