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著
第四章 官商结合企业传统的兴起
在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经济的蒙昧状态向最大限度富裕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其实
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维持和平、 宽松的税收和公正的司法管理。 所有余下的工作， 交给市场就可以了。
——亚当·斯密
一、 无法绕开的“官督商办” 传统
随着晚清商业市场化的凋敝， 政府或者政府官员开始大踏步参与到近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 事实上， 在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商业兴旺发达之时， 一部分资本充足的商人和手握权柄的官员， 就开始尝试向近代工业转型。 这似乎是一个必然的逻辑， 所谓实业情结， 似乎仅仅专注于贸易， 还不足以形成力量， 只有工业化的公司， 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强” 。 有意思的是， 这样的工业发端是从武器的近代化开始的。 比如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一方面试图用儒教的意识形态来拯救国运， 另一方面就是操持兵工厂。 1855年， 曾国藩在江西设立了一家小型的兵工厂， 1861年， 他又在他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安庆设立了一家兵工厂和船坞。 另外186 5年他还和李鸿章联手创建了江南制造局。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江南制造局甚至造出了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 步枪、 火炮、 火药和子弹。
显然， 坚实的国防， 不仅仅需要这些武器， 还需要现代运输比如铁路， 需要先进的通信设备， 因此轮船公司和有线电报很快就由李鸿章等人兴办起来了。 1 877年， 李鸿章在河北开办了煤矿， 为了把煤炭从矿井口运到港口， 又兴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 不久， 他在满洲阿穆尔河地区开办了一家金矿， 目的是为自己的部队筹集经费。 这样的工业化动作， 带动了其他的官僚， 张之洞开办了纺织厂和钢铁厂， 其目的是为部队提供服装， 为铁路提供钢材， 其他诸如缫丝厂、 面粉厂等， 似乎都是为了军队的需求才兴办起来的。
当这样的公司达到了一定的数量， 民间的工业行为似乎也跟着兴盛起来。 19 04年， 晚清政府甚至颁布了《公司律》 注， 这显然是中国进入近代化之后的第一部公司条例， 到1908年底， 整个国家注册登记的股份公司达到了227家， 1912年， 中国的所谓工厂， 迅速攀升到20749家。 虽然这样的数字中， 只有363家公司具有机器生产的景象， 而剩下的20386家企业注， 依然是人力和畜力相结合的原始作坊， 但无论如何， 古老的中国终于开始进入近代工业时代了。现在的问题是， 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始， 似乎必然要走进官商结合的发展路径中。 其中的历史背景可能是这样的： 当东南沿海和通商口岸的商业经济遭遇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市场化的要素被怀疑， 官员的能力， 或者说政府的能力取而代之， 开始成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这样的分析和推理虽然有些学院化， 但一个不得不再三陈述的经济现实是， 长期以来， 中国各朝各代似乎都在沿用一种政府盐务垄断经营的方式， 19世纪后半期晚清政府在这方面更是驾轻就熟， 这类似于垄断的漕粮运输制度。 清末盐务署的记录中， 我们很容易就能读到诸如“官督商销” “官运商销” 注的名词概念， 类似于“官督商办” 的名称。 这是一种严重的路径依赖， 一方面是朝廷制度的结果， 另一方面当然也是官本位文化的延展。如此， 按照“官督商办” 模式建立起来， 并且被晚清政府正式批准的大型企业，一共有12家。 其中最为重要， 且具有影响力的企业是轮船招商局（ 1872年） 、开平矿务局（ 1877年） 、 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8年， 后改为华盛纺织总厂） 、国家电报局（ 1881年） 、 漠河金矿（ 1887年） 、 汉阳铁厂（ 1896年） 、 大冶铁矿（ 1898年） 。 注
显然， 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 由李鸿章、 曾国藩、 张之洞、 左宗棠等官员把控并操持。 但如果就此理解， 晚清出现的诸多近代化企业， 只有这几家公司采用了官督商办的模式， 那就错误了。 事实上， 这种官商不分、 政企不分的公司模式， 很快就成为所有新兴公司的通例， 它存在于清朝灭亡之前的每一个公司中， 包括了不起的企业家张謇和他的南通纺织厂。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 官督商办并不是晚清时代法定的公司制度， 事实上这只是中国人在进入近代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所有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选择。 当所有从事工业生产、 兴办企业的人都选择了官督商办这样的公司模式， 这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体制， 成为一种共识， 并满足了当时所有试图创办企业的人们的需要。
如此， 这样的企业模式， 就不可能是官家认定的财政机构， 事实上这些企业没有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当然， 它们也不是西方工业化的简单复制品。 在这样的近代公司里， 人们能看到非常浓厚的官僚主义管理方式、 垄断者对公司的捆绑、 官僚们对公司的勒索。 总的表述是， 这些企业有着近代化工业企业的外在特征， 可是骨子里却是官僚衙门的思维方式。 人们找不到真正现代化公司的组织形式， 也没有看到专业化创新的技能， 毫无疑问， 公司的文化肯定是官本位文化。 正是这种官僚组织在公司领域的延伸， 使得中国近代工业从一开始就背负了不可推卸的交易成本。
即使是这样， 那些在金融危机中惨遭伤害的商人们， 仍然迫切地参与到工业企业之中。 这就是一个时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几乎所有官督商办的企业股本里， 都有通商口岸商人的资本， 或者是他们亲友的资本。 与过去依靠外国商业力量的方法不同， 现在创办的工业企业， 几乎都在省级地方官以上的官僚的保护之下， 官僚以权力作为资本， 加入企业的股权结构之中。 企业必须对官方资本付出比以前的高利贷更高的利息。 更重要的是， 企业的核心管理者， 都是官僚的门生， 他们都有官衔， 有的是买来的官衔， 有的则是由更高的官员推荐， 安插在企业里。 如此这些管理者， 既是股东的代理人， 又是股东， 还是官员， 这种模糊的管理架构， 使得所有的企业看上去像极了官场。 似乎没有官员的支持， 这些企业一刻也无法经营下去。
后来对官督商办企业模式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晚清最后几十年里， 政府的文件充斥着与官督商办企业有关的内容， 尤其是在这些企业的保护人的奏折和书信中， 人们能看到官员无所不在的影子。 因此， 即使那些企业本身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 但官方的文件档案却偶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最佳史料。1872年12月23日， 李鸿章给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中国轮船招商局的报告， 其中有如下陈述：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 自无庸官商合办， 应仍官督商办， 由官总其大纲， 察其利病， 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 悦服众商。 ” 注
李鸿章贵为直隶总督， 同时也是轮船招商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 漠河金矿和其他一些企业的督办人注， 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样是汉阳铁厂、 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的督办人注。 从李鸿章的言辞里， 人们能发现一个现象， 这些企业所在地同时毫无疑问是地方权力足够强大的地方。 随着19世纪后半叶不断扩张的地方诸侯的权力不断增强， 他们开始绕过朝廷直接参与到企业构建中， 也就是说， 诸如李鸿章、 张之洞等人公司督办人的身份， 并不是中央政府的钦定， 而是地方官僚的一种区域性甚至是私人性的行为。
某种意义上， 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所有官员的榜样， 当然也是所有商人巴结的对象。出现这样的局面， 当然与历史的逻辑有关。 事实上， 晚清政府在1894—189 5年的惨败之后注， 开始转型支持近代工业， 比如诸多官僚阶层投资的新式企业获得朝廷的批准， 为奖励企业创办者， 甚至设立了一个新式的官衔——专利权式官衔。 1903年， 商部成立， 先后制定了《公司法》 和《破产法》 注， 颁布了很多奖励发明创造的制度， 在农工商企业的创办方面， 也建立了一套不错的流程制度。
可惜的是， 这样的举措， 效用似乎不够明显。 这个时候的朝廷， 已经是一个财政濒临破产的政府， 政治上也比较软弱， 无法在整个市场层面减轻地方政府给企业带来的厘金和商业税的负担， 这样的税费在地方政府手上， 被逐步放大， 企业不堪重负。 不仅如此， 由于中央财政入不敷出， 朝廷也想对中国的机制品征收10%的货物税。 注历史似乎又在回到老路上， 外国企业总是得到更好的待遇， 国内的企业则总是步履维艰， 逼着所有的企业都必须努力巴结地方官僚。 李鸿章的权重由此扩展， 他理所当然成为那个时代一言九鼎的地方大员。
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 官商结合以一种优势资源、 一种新型的企业经营方法粉墨登场， 一步一步左右着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 将中国经济紧紧
捆绑起来； 到今天为止， 依然无法挣脱， 竟然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
二、 官商结合的历史格局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 晚清官僚联手走入官商结合的经济时代， 其资本从哪里来？
一个很好的解释是， 散落在各个通商口岸的商人、 士大夫、 创办者的亲友纷纷投资， 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他们遭遇金融危机重创， 但转而投资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金仍然是可以充分挖掘的。 但需要交代的是， 如果官督商办的资本全部来自民间， 那么晚清经济国有化的格局， 就不会走得那么彻底。 事实上，官方的确也在积极投资各类官督商办企业。 比如李鸿章就是把1.35万两银子“息存” 在新组建的轮船招商局， 这笔资金本来是朝廷拨给直隶省的军饷， 现在被李鸿章借给了企业。 注国家电报局的启动资金， 有一部分也是政府资本， 李鸿章同样从官饷中支出， 不过后来用官方的电报费进行了扣除。 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的时候， 户部也提供了100万两资金， 盛宣怀也通过各种途径把一部分朝廷资金投入汉阳铁厂， 后来他花了好多年， 通过每产铁一吨征收白银一两的办法， 进行了偿还。 注
陈述这些细节， 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 晚清迅速兴盛起来的官督商办企业，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产权不清的窠臼。 所谓的官督商办， 不仅仅是一种官僚力量对企业的行政管理， 而且是一种资本的介入， 一种从企业产权层面的介入。 这的确是近代企业大忌中的大忌， 而在此时此地， 大量官员跳出行政领域， 成为一个时代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政府再也没有能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 因此对企业的介入， 就落到了有才能的地方大员身上。 这种局面， 意味着整个晚清时代对近代工业的促进， 不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统一的政策， 而是一种地方官僚根据自己的利益各自为政的态势。 注李鸿章、 张之洞、 刘坤一等官僚以庇护人的身份， 履行他们企业保护人的职责， 由此成为官督商办企业的最重要的一种外在的形式。
这样的局面， 当然让近代化企业天然地拥有官僚主义的管理模式。 由官方任命的管理人员， 事实上对经营任何工商企业都是不合格的， 甚至在行事风格上，中国官僚衙门的作风和行动， 也与工商企业的需求矛盾， 结果是， 这些企业一旦被官员或者是被官僚主义的作风把持， 绝大多数的公司很快就成了一种短视的利益联盟。 注
中日甲午海战之前的10年， 是轮船招商局的鼎盛时期。 唐廷枢、 徐润这样具有市场精神的企业家被李鸿章赶走， 接任的盛宣怀， 满脑子都是官僚主义意识。他不仅是轮船招商局的督办， 也是国家电报局的督办。 在上海， 唐廷枢、 徐润二人培养的下属们也很快被清洗， 所有的会办人员都由盛宣怀推荐、 李鸿章任命，他们一方面拥有在公司的管理职位， 同时也在上海地方上拥有官衔。 这种局面一直坚持到1910年， 轮船招商局的管理部名义上依然是由“三个官员和三个商人” 组成， 这六个人中， 只有一个不是由官方任命。 注
需要记住吴佐清这个人， 他可能是当年不错的知识分子， 在官僚和商人都纷纷奔向官督商办的时候， 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中国之纺纱织布局， 若云官办， 则实招商股， 若云商办， 则有总办、 帮办、 提调名目。 商民虽经入股， 不啻途人， 即岁终分红， 亦无非仰他人鼻息。 而局费之当裁与否， 司事之当用与否， 皆不得过问。 虽年终议事， 亦仿泰西之例， 而商股与总办分隔云泥。 ” 注
这样的陈述， 显然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 对官僚阶层进行了讽刺， 认为正是官僚破坏了股份公司的基本制度。 不能说吴佐清的批评不对， 事实可能就是这样， 长期以来， 官僚阶层过度介入企业经营， 这才是中国近百年来企业凋敝， 企业家稀缺的首要原因。 但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格局并不是官僚阶层单方面的作为，商人阶层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是迎合官僚的这种反市场、 反企业制度的作为。 官僚和商人在更多的时候， 乃是一丘之貉。 他们联合起来， 赚取的是短期利益， 很少有人为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去思考、 去行动，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迅速兴起的官督商办企业模式， 并没有立即给晚清带来可观的收入。 企业亏损， 甚至迅速倒闭， 才是常态。 贵为当时企业龙头的轮船招商局， 虽然每年不间断地给股东派发红利， 但事实上却是整体性亏损。 其他的企业， 亏损的程度更甚。 张之洞在武汉和汉阳的所有官办民用企业， 无一例外地失败。 1903年， 他被迫将织布局、 纺纱局、 缫丝局和麻纺局出租给一个商办公司， 这几乎包括了张之洞在武汉所有的企业。 而在此之前， 由于张之洞筹集资金遇到困难， 他不得不将汉阳铁厂移交给盛宣怀。
其实， 李鸿章也不比张之洞幸运多少， 他的裕晋纱厂无法持续经营下去， 在1901年被外国人收购， 漠河金矿也在开办10年之后， 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卖给俄国人。 至于他督办的其他几家公司， 如开平煤矿、 华盛顿纺织厂、 电报局和招商局， 表面看上去似乎还算火热： 一方面因为李鸿章过多地将他的政治资源倾斜到这些公司， 用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采取垄断、 管制的政策谋取一种反市场的利润； 另一方面， 也与当时他在一段时期之内聘用唐廷枢、徐润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有关。 事实上， 这些已经学习到足够丰富的公司治理经验， 同时熟悉全球化贸易、 英语水平也很可观的职业经理人， 的确为李鸿章带来了不错的效益。 不过在中国， 职业精神永远比不过官场马屁， 时间不长， 盛宣怀就取而代之， 一批近代化的公司， 终于开始放弃市场精神， 一头栽倒在官僚的脚前。
表面上看， 晚清的官督商办只是一个时代的企业风景， 但本质意义上， 却是压垮一个古老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种观点认为， 如果晚清政府沿着条约口岸背景下的市场化商业秩序， 让经济在一种自发秩序的状态下发展， 用民间的商业元素指向财富， 这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抑制住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可惜在这样重大的经济学倾向上， 中国再一次走上了歧路。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需要陈述。 其一， 当然是日益增加的财政困难， 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和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的国家财政能力， 不仅没有带给晚清政府财政局面的改观， 反而终止了东南沿海的自由贸易格局， 尤其是终止了这种自由贸易拉动的整个长江流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 其二， 太平天国的大面积动乱，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 的确让晚清政府元气尽失， 这种战争的破坏性， 不仅体现在对一个国家的体制的冲击，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更是对一个初具气象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破坏， 这几乎是一种拦腰斩断， 一种看上去比较有发展可能性的资本主义秩序就这样戛然而止。 其三， 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 在理论意义上是有可能取得一定成果的， 但随着光绪地位的式微， 李鸿章、 张之洞等人只能在一个陈旧的体制下， 寻找一种“自强” 的方法， 因此， 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 或者说是直接的官办， 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唯一选项。 这些具备地方优势的官僚， 的确看到了经济自强的重要性， 甚至具有一定意义的近代化视野，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体制的层面引进新的经济元素。 盛宣怀这样的“企业家” ， 天生就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官僚主义情结， 与其说他是中国的近代企业家， 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正在没落朝代的最后一批官僚。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 它不仅能够为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税收， 还会让社会资源按照市场的逻辑平衡分配， 达到一种社会的稳定。 可惜晚清的经济和社会格局与这样的描述背道而驰， 几乎不可能给晚清政府带来财政收益， 随着经济的凋敝， 财政危机与日俱增，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朝廷的唯一选项， 只能是将各种矛盾转移到外国人身上， 用一种粗暴的民族主义遮盖国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只是这样做的效果， 就不再是一种国家的建设， 而是一种破坏。 最后为这种破坏性埋单的， 不会是别人， 只能是朝廷， 而结果则只有一个， 那就是晚清的垮台。
让人们悲哀的现象是， 不是清朝的垮台就会促使官商结合立即从历史里消失。 不是这样的， 历史在这里似乎具有报复性， 一直到今天为止， 中国的官员对管制经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兴趣， 而中国的企业家对于与官僚阶层勾结也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 可以说， 这种现象已经不再是一种企业现象， 不再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现象， 它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 一种传统。 自从中国人被逼着走进现代化的世界里， 一直就没有找到经济发展的企业基础。 官商结合在这里成为罪魁祸首， 李鸿章和盛宣怀等人， 既是中国现代工业化的开拓者， 也是牵制者。 李鸿章从他督办的所有企业里， 一方面谋取了大量的个人利益， 一方面也以企业作为条件， 支持他的外交、 国防和地方势力。 也就是说， 李鸿章并不懂企业的市场价值， 他对近代工业的理解， 从开始到结束， 都是官本位的。 盛宣怀也从近代工业里为自己捞取了巨额的财富， 他也不是从企业和企业家的自由精神出发，而是从政治权力、 个人官衔这样短期的利益出发。 官阶才是盛宣怀的终极目标，企业不过是他的某种工具而已。
终于， 一种被称为“官督商办” 的企业模式， 被发展成为“官僚资本主义”。 这种陈旧的、 反市场的经济模式， 不仅阻挠了一个国家的财富积累， 而且阻挠
了中国在民主、 法治方面的现代化努力。 这正是官商结合的历史格局， 毫无疑问， 不仅是历史， 还是当下， 甚至还可能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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