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南明最初宁可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也不和农民军共同抗击清军？[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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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十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明朝就此灭亡。虽然崇祯皇帝死了，北京也被李自成占领了，但此时尚有半壁江山基本完好地掌握在忠于明朝的官僚手中，所以在南京的明朝文武大臣及勋贵们听到崇祯殉国的消息后，立马立明神宗之孙，第二代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是为南明弘光政权。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没多久便亲自统兵进攻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吴三桂投降清朝，所以李自成军在与吴军大战时，清军突然杀出，李自成其措手不及因而大败。败退回北京的李自成率部退出北京，开始西撤，而清军趁机进入北京，并分兵追击李自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李自成农民军、进关的清军和以正统自居的南明三股力量并存的局面。

上图_ 李自成败亡路线

以当时的形势和今人的眼光来看，作为外族进关的清军对农民军和南明弘光政权同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南明和农民军力量岂不应联合起来共同抗清吗？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南明弘光政权不仅没有联合农民军抗击清军的想法，反而是朝野上下都想着联“虏”平“寇”，即联合清军一同绞杀农民军力量，甚至还想拿出大量财物支持清军对农民军的战争，连汉奸吴三桂都一度被视为忠勇之将。

那么，为什么南明弘光政权宁可联合清军打击农民军，也不和农民军共同抗击清军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上图_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年—1644年）

一、南明与李自成部有“君父之仇”

现在大多数人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总是以华夷之辩的民族视角来看，所以才会有南明弘光政权应和农民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清的想法。

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以正统自居的南明君臣而言，忠君之道与君臣大义则更为重要。攻破北京，使得崇祯皇帝自缢而死的李自成农民军在南明君臣眼中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有“君父大仇”。所以在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当时士人普遍反映强烈，其矛头对准的正是被他们成为“贼”“寇”的李自成农民军部。

如当时士大夫们因此事所作的《讨贼檄文》中就说：“逆贼无天，长驱犯阙，主忧臣辱，义不俱生。泣血勤王，义旗迅指，誓清西北之尘”，又有“逆贼凭陵，肆犯畿阙。致先帝饮恨鼎湖，母后痛心椒殿。凡为臣子，莫不切齿裂眥，欲刃贼腹，斩灭之无遗种。”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南明方面的士大夫对于李自成农民军部可以说是恨的咬牙切齿，但却丝毫没有提及已经进关占领北京的清朝。

上图_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

刚进关的清朝尚未掌握局势，并且此时的南明表面上看兵多粮多，还具有正统的号召力，所以清朝一时间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对南明和李自成农民军作战。

而南明因“君臣大义”对李自成部的仇恨很快被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觉察到，于是为了暂时稳住南明，以便追击李自成部，他先声夺人，给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写了一封信。多尔衮在信中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但因为明朝方面能力报仇，所以他受吴三桂之请，统兵来为明朝报了仇。

接着多尔衮认为南明应当报答清朝之恩，同清朝联手打击李自成农民军，即“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南明君臣要想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就不得不坚持所谓“君臣大义”，而多尔衮就利用这一点，故意迷惑南明，成功的避免了二者的联合。

上图_ 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信（复制品）

二、南明掌权者缺乏远见

多尔衮的来信在伦理上让南明方面确实难以反驳，以至于回复说要“感恩图报”。在这种情况下，连引清军进关的汉奸吴三桂都成了南明君臣眼中的忠臣。因为多尔衮在信中故意美化了吴三桂，说在崇祯帝身亡的情况下，“孤臣”吴三桂为报君父之仇，方才去清朝方面请兵。

可笑的是，南明方面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天真的以为吴三桂真的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才领清军进关占领北京的。因此南明当时给吴三桂的评价是：“吴三桂一武臣耳。至割父子之亲，甘狄之俗，反仇作援，辱身报主，卒挫狂锋，逐凶逆，此申胥复楚之举也。”俨然是将汉奸视为了不顾自己名誉而只为报君父之仇的大忠臣，殊为可笑。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南明的掌权者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并且在形势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没有主动出击，反而是清朝先声夺人，南明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上图_ 爱新觉罗·多尔衮（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

事实上，对于多尔衮的来信，南明朝野中也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如吏科给事中熊汝霖就给朝廷上疏，认为多尔衮的来信先声夺人，令南明处境尴尬。他还说“北虏”是故意以“讨贼”给崇祯皇帝报仇的借口来拖延时间，如果南明不积极应对，一旦清军绞杀了李自成农民军，那么反过来南明就有危险了。

但苦于当时弘光帝朱由崧（即原二代福王）沉湎酒色，而掌权大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只顾着争权夺利，卖官鬻爵，没有制定出图谋恢复的长远计划，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清军对南明的威胁，以及李自成农民军力量牵制清军的重要作用，白白浪费了恢复的大好时机。

上图_ 大顺文物

三、南明自身软弱，还妄收“渔翁之利”

福王朱由崧是靠江北诸镇的武臣及马士英等人拥护方才上台，其个人能力有限。而江北诸镇的将领也因手握兵权及有“拥立之功”变得愈发嚣张跋扈。

在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进行西撤，清军刚进入北京并追击李自成后，山东、河南等地一度出现了权力真空，而此时的局面是非常利于南明的，因为这些地方的官僚大都忠于明朝，在农民军西撤后，他们纷纷杀掉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官员重新扛起明朝的大旗。可是此时的南明却行动缓慢，尽管有大臣上疏朝廷，认为应快速占领山东，一则可以扩大势力，倚为屏障；二则避免清军占领，威胁南明。

并且事实上此时清朝已经开始任命官员派往山东、河南了，但南明掌权者们却无心进军，只想着派遣使团去北京同清朝交好，甚至在谈判时准备答应在物质上支持清朝同李自成农民军作战，然后通过给清朝金银以赎买的方式收复失地，企图坐享其成。

上图_ 1644年，明末形势图

兵部尚书史可法见掌权者软弱无能且寄希望于同清朝交好，而丝毫不主动进取，失望之余率领部分军队北上驻于扬州，督师江北。史可法本就受掌权的马士英等人排挤，而在朝廷软弱，无意进取之际，主张北伐的史可法更是受到打击，使得史可法从朝廷获得的支持寥寥无几。

在清朝不断往山东、河南等地派遣官员，并接连派兵窥视江北的情况下，史可法屡次请求进军北伐，但都被朝廷以等待和谈结果为由拒绝。待到清朝方面下定决心以武力彻底消灭李自成农民军及南明，将南明方面派往北京的使团拘禁，彻底宣告南明“借虏平寇”幻想破灭之后，清军迅速南下，史可法虽率扬州百姓拼死抵抗，但仍壮烈牺牲，全城损失惨重。

上图_ 史可法（1601年2月4日—1645年5月20日）

综上所述，南明在清军进关后没有认清形势。

首先为了保持自己的正统性，在“君父之仇”下只顾着“杀贼”，而没有认识到清军的威胁。其次由于南明掌权者缺乏远见，令清朝先声夺人，白白浪费了恢复的大好时机。最后，南明内部软弱无能，寄希望于“联虏平寇”，不主动进取。

故在清朝下定决心使用武力之时难以抵抗，朱由崧在位仅一年便被俘，押往北京后被杀，弘光政权宣告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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