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晚上，陈布雷前往黄埔路总统官邸。他本是这儿的常客，这一回，却有点非同寻常，他不是去开会，也不是应总统的召见，而是去探望病人蒋介石。“龙体”欠安，以陈布雷的身分和他对领袖之忠诚，不能不有所表示，这也是个单独面谈的难得机会，有些话是不宜在公众的会议上说。
蒋介石躺在床上，脸色憔悴，一副病态。他不便下床，稍一欠身招招手：
“布雷先生，你坐你坐；小染微恙，有劳大驾……”
“与卑职不同，介公是从来不生病的。这回，可得要好好调养，介公的健康，是党国之福啊！”陈布雷诚心诚意，话语间流露出忡忡忧心。
蒋介石看出陈布雷说话迟疑、神态恍惚，心想这么个弱不禁风的老病号深夜来访，或许还会有些别的话要说，蒋介石便挑开了明白地问道：
“布雷先生，你对时局有何高见？”
陈布雷看总统这么一提示，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依卑职之见，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蒋介石一听，脸色骤变，心头升起一股怒火，但他努力克制住，耐着性子问道：
“依你之见，是不是要同共产党握手言和？”
蒋介石的问话冷冰冰的，带有几分责难的口气，陈布雷发觉自己的话触到蒋介石的痛处了，但既然已经开口，也只得强打精神把话说完：
“目前形势不同于北伐，将衰兵疲，人人厌战，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艰难。如果能保住半壁江山，将来还可以重整旗鼓，统一全国。”
陈布雷字斟句酌地这么说着，蒋介石却脑袋大得根本听不进去。他不客气地训斥起这个20年来对他忠心耿耿的幕僚来了：
“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过偏安一隅而能长治久安者。非战即降，你死我活。我就是瞧不起那种一击就倒、不打自垮的软骨头。先生什么时候也同那些失败主义者走到一起去了？”
陈布雷低头不语，他被这一阵当面羞辱弄得无地自容。蒋介石发现自己言重了，继续说话时的口气开始降调：
“布雷先生，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目前战局确是不利，国民党可能会败，但不会被消灭！你不必如此悲观。谈判也是保不住半壁江山的，共产党不好对付。事到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
陈布雷俯首恭听，默不作声。
这时，宋美龄走了过来，想以温情打破他们之间谈话的僵局。她说道：
“布雷先生贵体如何？失眠症轻一些了吗？”
“不见减轻，每况愈下。”陈布雷答道，他说的是实情，在蒋介石听来以为是他余怒未消，还在赌气，随口便说：
“身体不好，你该休息了！”这是送客的意思，弱不禁风的陈布雷不宜再熬夜，也实在应该早点休息了。敏感的陈布雷却从中听出了另一层含意，他随即起身告辞。在返回的途中，他一直还在念念有词地不断重复着，“成败在天”，“你该休息了”……
这天夜里，陈布雷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头脑里一片混沌，“……在天”，“休息”，莫非，我该休息了也是一种天意……
11月8日，星期一，国民党党政机关照例举行总理纪念周，中央党政要员集中在丁家桥中央党部聆听蒋介石训示。陈布雷照例到会。蒋介石在会上大声疾呼，说目前主张和谈就是出卖党和国家利益，就是叛变，就是要向共产党投降……
凭良心说，在国民党里，陈布雷不属于与蒋介石有二心的“主和派”，更不是那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投机者。那天他当面献计，纯粹是出于历朝历代忠臣“武死战，文死谏”的观念而冒的一次险。今天大会上蒋介石的这一番严厉训斥，当然也不单是指他；但那天病榻前的情景如在眼前，陈布雷听了便觉得句句是箭，真是有口莫辩、欲哭无泪，使得他万念俱灰。
那天，蒋介石为了表达反共的决心，提出“……要像抗日那样剿共，抗战八年，剿共也得八年！”
此话一出，满席皆惊。陈布雷听完也愣住了，蒋先生急不择言了，硬把内战同抵抗外敌扯在一起。当天陈布雷整理蒋介石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一句，蒋介石看了很生气。陈布雷木讷地解释说：
“蒋先生，抗战是抵御外敌，剿匪八年是不是长了点？”
蒋介石发火了：
“你这是怎么啦？脑子太疲劳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要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的决心，有我无敌，有敌无我，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将获胜！”
陈布雷心想，这是有点迷信了，但他再也没有争辩。
11日，总统府打来电话，通知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临时会议，让陈布雷参加。他不愿出席，想借口身体不适推托；对方说，总裁的意思，不去不行。
唉，去就去吧！
这是陈布雷平生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到会以后，他凡是见了故交、友好或是同乡，都一反常态地主动寒暄，殷勤招呼，热情握手……
会议讨论军事问题，陈布雷悄悄地坐在会场不显眼的地方，闷声不响。不是没话说，说了也白说，他太了解蒋介石了。
陈布雷夹着香烟，吞云吐雾，拧紧了眉头沉思默想。或许是脑力衰竭、神经失去了控制，或许是积郁多时已实在无法自持，就在最高当局检讨东北失陷的教训、大谈对徐蚌会战抱有必胜信心的时候，蜷缩于会场一角的陈布雷，竟鬼使神差地冒叫了一声：
“纸上谈兵！”
平时陈布雷说话都低声细语，轻言慢说，而今天，却说得很清晰爽快、干脆利落，把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连蒋介石也突然为之一愣，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陈布雷似乎并未发觉自己的失态，也顾不得会场上有什么反应，他还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冥思苦想中，接着又冷不防甩出一句：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大事不好，引爆的这枚炸弹明显是直冲着最高当局来的呀。蒋介石暴跳如雷：
“陈布雷，你这是怎么搞的？”蒋介石一声怒吼，像一盆冷水向陈布雷劈头盖脸泼去。不好！闯下大祸了，陈布雷这才似有醒悟。20年来，蒋介石一向对他彬彬有礼，陈布雷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以后，以后……他想不了那么多了，“船到桥头自会直”，随它去吧，这么一思忖，反而找到了暴风雨中心的那份平静……
蒋介石撕破脸皮大骂一通，末了，他恶狠狠地说：
“书生误国，我看错了人！”
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国民政府照例举行纪念活动，陈布雷没有参加，他叫秘书代他请假。
上午，他自己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要女婿袁永熙来见他。可见，女儿怜儿(陈琏原用名陈怜——本刊注)才是他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人。他真想最后一次告诫女儿，又怕像过去似的引起不快的争论(此时的袁永熙和陈琏均是中共党员。只是陈布雷不知，陈琏常因政见不同，与父亲发生争执——本刊注)，唉，还是让永熙转告她吧，这些话不能不说！
10点多钟，袁永熙来了。陈布雷倦怠地斜躺在沙发里。袁永熙见阿爸分外憔悴，眼中无神，斑白的须发杂乱蓬松，便说：
“阿爸，你先理个发吧！”
陈布雷苦笑一下，摸摸脸颊和后脑勺：
“好的，你关照他们叫人来。”
陈布雷理完发随后又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裳，穿上一双新布鞋。经过一番打理，他的倦怠之态稍有改观，然后坐下来长叹一声，对女婿说：
“永熙啊，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从政而不懂政，投在蒋公门下，于今悔之晚矣！永熙啊，政治，政治这个肮脏的东西不好弄，千万别卷进去……”
袁永熙低头不语，只顾洗耳恭听，既没有点头称是，也未插嘴反驳。
双方沉默一阵之后，陈布雷细声地问：
“噢，近来怜儿怎么样？”
“还好，就是身体稍虚弱些，编译馆工作不重，她有空还能找资料翻译点东西。”
“她身体弱，劝她好好保养啊！唉，这一年……”陈布雷欲说又休，忽然接下去说，
“做点著译，好，不要再去弄什么政治了，千万不要弄……”
那天晚上上楼前陈布雷叮嘱说：“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的东西，不见任何客人，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他还回过头来对陶副官说：“今天你不用再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完东西自己会服安眠药的。”他走到楼梯一半，回过头来再一次叮嘱大家说：
“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
“让我安静些！”这就是陈布雷生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上午，人们发现时，陈布雷早已吞下一百多颗烈性安眠药，它的毒性足以置20几个人于死地……
厄运悄悄袭向陈琏
“文革”之火点燃起来的时候，陈琏陷入了空前的迷惘。……
她的感情，她的良知，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么狂暴的政治动乱；可是，这一切都是党的决议，是领袖的号召；她一向自觉恪守的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性，迫使她不得不逆来顺受，去努力领会上级意图，使自己不致在新的革命运动中掉队。
这时，陈琏得到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她把自己满肚子疑问向老战友倾诉，寻求解答，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谁的心里都闷着一大堆问题。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团中央大院。变了，完全变了。绑在槐树上的高音喇叭尖叫着，原先整洁的杏黄色墙上，糊满了大字报，院子里人头攒动，胡耀邦、胡克实、王伟……一大串人挂着黑牌子，从窗户里像抓小鸡似的被红卫兵提出来，强按下头，在请罪示众……熟悉的楼房，熟悉的院子，熟悉的人，她曾在这儿生活了十年，可是，眼前的大院一切都变得非常陌生了，她好像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她闭上眼睛不愿多看，含着眼泪急匆匆离开这里，也离开了同样乱哄哄的北京。
上海，是“文革”的发难之地，华东局机关又是这场风暴的重灾区，运动初期，几位领导人一个个先后都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反动文人……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安排好几场，机关礼堂的利用率从来没有这样高过。这个二三百人的机关，运动中自杀死亡的即有十余人。
几乎所有在地下秘密组织中活动过的党员干部，都受到隔离审查，几乎所有坐过国民党监牢的人，都被打成为“叛徒”。
厄运，难以逃避的厄运，已经悄悄向陈琏袭来……
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便将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历史。9月，又一批人员出差为她的问题外出取证。陈琏还蒙在鼓里，对此竟无察觉。社会上一个个叛徒被揪了出来，她对自己的问题处之泰然。她的姐姐担心地问她：“这回，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小袁这回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没有事儿！”
陈琏说得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明明白白写着：“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白纸黑字红印，一切清清楚楚。
但是，文革时期的掌权者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千方百计去获取罪证，不惜逼供和歪曲事实。
对陈琏的审查和外调，渐渐在机关里传了开来，必泓（陈琏的女儿）听到流言，问了妈妈，母女间有过一次痛苦的交谈，此后，本来沉默寡言的她，便更加忧郁沉闷了。她不能不为此做一些思想准备，儿子已经16岁了，也与他谈谈吧。她找到必大，问他：
“你听说妈妈的什么事了吗？”
必大茫然，不知所措地摇摇头，心中一阵恐慌。又有什么祸事要临头了！
“你姐姐已经问过我了……”她深情地望了儿子一眼，“你不想知道吗？”
“是不是关于陈布雷？”必大嗫嚅着，很不情愿地问了妈妈一句。
“唉——”陈琏长叹一声。她原以为儿子会一句句问下去，谁料到他却竭力躲闪。他没有打算向妈妈提问，触动她的伤心处；倒是他像在被审问似的。
儿子不愿多说话，又过了好一阵子，妈妈终于把心事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我被捕前后的表现，1949年组织上早已审查过，都做了结论。这次文化大革命还要再审查，我们应该愉快接受……你要相信妈妈会老老实实地把问题讲清楚，你也要相信妈妈是对得起党，是问心无愧的……”说到这里，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待稍定了定神，又字斟句酌地对儿子说，“要记住，万一有人说妈妈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要相信组织上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有一条你们不能动摇：不管妈妈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陈琏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神态亲切又平静，口气和缓而深沉。她在思考，自己的事谁知道将来会有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得让孩子事先有个思想准备。
妈妈的话，使儿子不寒而栗，似乎预感到了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这期间，有人从图书馆的旧报纸堆里翻出陈布雷逝世时的报导，发现了蒋介石接见陈布雷家属的消息，找到了陈琏戴孝的照片……
这些，都成了能置她于死地的“重磅炸弹”，当时的报刊都一再这么宣扬，说“文革”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曾经身受蒋介石恩泽的人，竟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这场运动中，不把这种人揪出来，更待何时？
目标准确，弹药齐备。1967年11月17日，终于正式揭开了批斗陈琏的序幕，专门为她召开了宣传部的全体大会，勒令她当众交代：是怎样向反动老子屈膝投降，变节自首的？受到蒋介石接见时，他对你下过什么指示？为什么在这之后仅一个多月，你就匆忙进入解放区？到底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的……
冠冕堂皇的言词掩盖着卑鄙肮脏的阴谋，妖雾弥漫，大难临头……
1967年11月19日。
深夜，泰兴大楼伫立在黑幕中，昏黄的路灯在风中摇曳。四周寂静无声，路上很少有车辆和行人。
时钟敲过11点以后，看守大楼传达室的工友沈文界，外出打扫楼门前的地面。这是他当班的最后一项工作，收拾完毕，就该关闭大门休息了。
突然间，“砰”的一声巨响，从楼上坠下一个人来，落在离他三四步远的地面上。
老沈师傅惊呆了，立刻叫来开电梯的李文田师傅，两人上前察看。
这是谁？他们一时看不清楚。
快，快打电话！先接通急救站，同时又通报了派出所。
根据坠楼的位置，有人抬头望见11楼朝南的窗户敞开着，便找到11楼3号陈琏的家，叫醒了她家的保姆。几个人进入陈琏的卧室，被褥整齐，床铺空空，到处找不见人。桌上，散放着一些写交代用的材料纸，其中有绝笔信一封……
果然是她！
陈琏离开了人世，但对她的批斗并未停息。她死后，华东局机关又召开声讨大会，列数种种罪状，说她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抗拒运动，畏罪自杀，这是又一桩叛党行为，当众宣布开除她的党籍。这是对共产党员的最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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